还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把农民吸引到新型社区里面居住,用宅基地置换一下,农民可以到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去就业。这样可以增加建设用地,盘活农村的建设用地市场,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
还有大量的需要顶替进口的产品生产也需要投资。其一是石油,石油一年的进口量占我们国内消费量的52%。我们有大量的煤炭资源,有成熟的煤制油技术,包括直接液化、间接液化技术。直接液化,一吨煤制油(柴油)只要五吨水就够了。按成本核算,如果进口石油一桶60美元以上的话,我们就有钱可赚,有竞争力。通过煤制油、煤制气来降低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
其二是PX(对二甲苯)项目。PX是化工产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产品,现在我们进口已占到国内市场需要量的60%。日本、韩国PX的80%是向中国出口的,控制中国市场以后开始提价。我们应该借机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岛上集中规模搞大型的PX项目,争取一举摆脱对进口的依赖。
其三是大豆。现在我们每年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但是国内有很多地方可以生产大豆,比如北疆,有水和1000万亩的耕地资源,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扩大大豆的种植,顶替进口,是可行的。
其四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进口用汇已经超过石油进口用汇,我们可以围绕集成电路的生产、研发,组织一个产业联盟,把生产单位、研发(研究)单位、使用单位组织起来,联合研发,研制成果大家共同使用。现在Intel、IBM公司的核心技术的研发骨干都有华人、华裔,还有改革开放后留学去的中国学生。相信通过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能搞出集成电路。
“可以投资、建设的领域很多,通过财政投融资,四两拨千斤,把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都吸引过来,吸引到转变发展方式、产业优化升级所需要的方面来,就可以把挑战变成机遇了。”
“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政府不应当受干扰,要力排众议。朱基时期就是力排众议,认为正确的就要干。现在美国、日本政府都在干预经济,而且已经出现效果了。今年,美国、日本的经济都出现明显的复苏,股市也开始反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怎么能够捆住自己的手脚呢?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近期在消费不可能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民生工程、大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使40%的投资转化成居民个人消费。因为用工增加了,就业增加了,他拿到钱就用于消费了。没有投资哪有工资?搞大项目需要购买原材料,那么生产原材料的企业的就业就增加了,生产增加了,工资也增加了。经济整个都搞活了。”
“等待经济的内生增长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要通过政府的推动、政策的引导来促进增长。高铁可以带动相关制造业的发展,不止是拉动原材料。对农村的投资可以拉动农村条件的改善,直接缩小城乡差距,对我们全面实现小康是很有利的。我们不能老缩手缩脚、害怕舆论。”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明确了政府的职责:第一,宏观调控;第二,市场监管;第三,公共服务;第四,社会管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经济出现偏热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抑制需求,减少货币的发行;当经济出现偏冷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增加货币的发行,增加投资规模。”
在国家计委工作的13年,让郑新立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
“我们吸取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又通过扩大内需,加快电力、交通、通讯的建设,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两位数的增长。从此,我们摆脱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
“在2000年之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隔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隔几年又下来,基本上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当通货膨胀来的时候,就实行紧缩的政策,大量在建项目下马,大批施工人员回家,工程停在那儿。然后国家计委派人下去检查,看是不是真停工了,不停工就对相关责任人处分、撤职。过几年经济冷了,就再增加投资,过几年又通货膨胀……
“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近20年的时间,宏观经济运行基本上就是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周期性的通货膨胀中过来的。2000年之后,我们摆脱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出现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与我们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我们注意改善宏观调控:当经济出现偏热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抑制需求,减少货币的发行;当经济出现偏冷的时候,我们就适当地增加货币的发行,增加投资规模。这样有意识地做一些超前的微调,避免大的调整、大的起落。2000年之后的这十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原标题:郑新立:我在国家计委的13年(1987—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