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只有7％，但浙江省的投资增长速度有百分之三十几，尤其是台州市温岭县更高。1999年，郑新立应邀去温岭开了一个会，发现温岭的投资都是民间投资，搞的都是制造业——微型轴承，大部分供出口。

回北京后，他建议曾培炎到浙江去调研。2000年年初，曾培炎带着投资司司长、规划司司长、综合司司长、政研室主任，到浙江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调研，去了温州、台州、宁波……回来以后，搞了一个鼓励民间投资的13条，起草人主要是姜伟新（时任投资司司长，现任建设部部长），第一次提出对民间投资要同国有投资一视同仁；要在税收政策、信贷支持、项目审批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好事多磨。“13条”提出后报国务院未被批准，一直到5月份也没消息。郑新立向曾培炎汇报说，文件老出不去怎么办？曾培炎说，那我们就用计委的名义发表吧。结果，“13条”以国家计委的红头文件下发出去。

“虽然有的部门不认这个文件，但是它的作用已经产生了，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启动经济。浙江在经济回升、激活民间投资过程中在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浙江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有学者提出是浙江得益于私有制搞得好。郑新立一行调研之后发现，浙江不单单民营经济搞得好，国有经济照样搞得好，集体经济也搞得很好，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果。不仅有民营经济，还有混合经济。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民营企业家也是 “社会主义建设者”。从此，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开始进一步放宽。这些新的政策是江泽民同志亲自到浙江调研后才有的。

“我体会，我们国家经济真正的活力来自于民间，经济发展的活力来源于民营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另外，国有企业退下来的几千万职工没有去处，改革也搞不成。1997年开始的国企‘三年脱困’，国有企业有七千万人被精简下来，一部分退休了，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吸纳了国有企业辞退的员工。在民营企业竞争的压力下，国有企业才有了改革的动力，如果不改革，就要被市场淘汰，市场的压力就来自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哪个领域能够比较多地吸引民间投资、鼓励民间投资，那么这个领域的发展就有活力；哪个领域拒绝民间资金的进入，这个领域的发展就是一潭死水。”郑新立说。

“六项投资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要通过中央电视台讲出去。”

郑新立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计委新闻发言人。期间，一个月就有1—2次对外新闻发布，各省计委负责人对他都十分熟络。在这之前，计委也在执行新闻发布制度，但是老百姓不大买账，因为老百姓说明明物价在涨，发言人却说没涨。有市民就打电话到计委值班室和调度室痛斥计委不讲实话。

郑新立做了多年的新闻发言人，他体会出“两个不能说”：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话、不一致的主张不能说；凡是犯众怒的事、触犯到老百姓的利益、说出去肯定要挨骂的话不能说。

怎样向老百姓介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怎样让老百姓理解扩大内需的含义？郑新立找到中央电视台台长，对他说，现在是困难的时候，扩大内需是中央的一个重大政策，利国利民，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六项投资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要通过中央电视台讲出去。

当时中央台《焦点访谈》栏目刚刚开播，有点名气。郑新立与台领导沟通后决定，在《焦点访谈》连续做三期节目，介绍六大投资重点，每期讲两个。中央台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现任公安部副部长）亲自到曾培炎的办公室商量、讨论制作这三期节目的具体细节。

郑新立说：“节目推出后，社会效果很好，释疑了老百姓心中的某些顾虑，也得到百姓的支持。特别是大学扩招，涉及百万家庭的切身利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住宅、供气供水这些工程，给城市面貌带来很大改观。”

“作为公务员，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神秘。要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本来这些政策也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要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善于利用我们的媒体，来创造一个好的施政环境。看看那些高速公路、西南大山里的那些山洞和桥梁，那些工程如果没有借助六项投资这个机会，根本干不成。”

青藏铁路，也是在那时立项的。据郑新立介绍，提出建设规划时，计委也是一片反对声：西藏有什么可运的，搞几架飞机就行了。是江泽民主席亲自决策，才把青藏铁路建成。

“这些工程既扩大了内需，又拉动了经济增长，还造福了后代，多好的事啊！”郑新立说。

“集中力量把高铁搞起来，可能是当前我们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

“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能够成功地把挑战变成机遇，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开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设。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标志性的事情就是高铁的建设。我们要借助这个机会把城际高铁建起来，把城市的地铁建起来。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该有地铁，可现在有地铁的城市并不多。这样能拉动钢铁、水泥提高开工率。”

当记者问及“投资拉动增长，避免经济下滑”的问题时，郑新立做出上述表示。他以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计委搞宏观调控的经历证明：大项目、大工程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他特别推崇城际高铁建设。

郑新立说，现在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第六个阶段：以高铁引领城市布局和经济发展，简称TOD。高速铁路可在3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形成1小时商务圈；城际高铁把城市群连接起来，可以在城市群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像北京、天津、唐山如果都由高铁连接起来的话，就可以实现半小时生活圈，实现同城化。但现在只有北京到天津有高铁，北京到唐山没有，唐山到天津也没有。如果北京到唐山、唐山到天津的高铁也能建起来，京津唐就能够形成一个拉动环渤海地区发展的核心区域，在此范围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现在有人提出长江中游城市圈：高铁将武汉、长沙、南昌连接起来；以郑州为核心形成中原城市圈；珠三角已经建了广州到深圳、珠海的高铁。下一步，如果广州到惠州、湛江、清远、肇庆也用高铁连接起来，那么珠三角就可以形成一个高铁的网络，可以使珠江口东岸过度密集的人口、产业向整个珠三角扩展，带动粤东、粤西、粤北的发展。

“我觉得，集中力量把高铁网络搞起来，可能是当前我们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机遇。高铁是我们国人的骄傲，我们有这个技术、产品。”郑新立说。

记者问：“建高铁，铁道部欠了很多债。银监会的领导层批评过各大商业银行的行长：铁道部要把建高铁的贷款还完，从现在算起，需要还460年，你们这个钱也敢贷？你不担心建高铁还不起贷款么？”

郑新立答：“这是媒体炒作，说什么高铁有2万多亿债务，资不抵债了，实际上是炒作。如果把铁路的资产重新评估一下，铁路可能一下子有几十万亿的资产。现在许多城市的高铁火车站周围有好多土地都是铁路部门的，都是很值钱的。2万多亿元债务在他们的资产总额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搞股权的多元化，把社会资金引进来，参与高铁建设；还可以发行中长期债券；还可以搞铁路贷款的证券化。通过这些途径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

“铁路在快速建设阶段出现一些债务是正常的，十年八年以后，高铁的网络形成了，投资就开始进入回收阶段，效益会越来越好。我认为，高铁项目不应停下来。”

“可以投资、可以建设的领域很多，通过财政投融资，四两拨千斤，把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都吸引过来。”

郑新立认为，现阶段可以投资的领域仍然很多。比如城市的公共服务领域中，敬老院、幼儿园、停车场、供气供水等工程都可以通过BOT的方式，把社会资金吸引进来，增加投资，加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