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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我在国家计委的13年（1987—2000年）(3)
2013/11/8 11:09:22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曾培炎时期（1998．03－2003．03）：扩大内需
1997年以后，“软着陆”实现了，物价降下来了，但经济增长速度也降下来了。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经济增长8．8％，1998年增长7．8％，1999年增长7．1％，2000年增长8．0％，2001年增长7．3％，2002年增长8％。经济趋冷带来一系列问题：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经济下滑，投资减速，消费乏力，失业增加。这给决策层带来新的挑战。
1998年3月，曾培炎任国家计委主任，他的使命就是，扩大内需，提振经济。
“在国家计委工作，谁也不要讲自己有经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谁要是拿老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
曾培炎主持国家计委工作5年，郑新立跟了他两年多，直到2000年6月上调中央政策研究室。
郑新立说：“那几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消费上不去，投资也上不去。投资的增长速度一年只有百分之七点几。统计数据都没法看。那几年能源的弹性系数是负的，煤炭都是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一年还有百分之七点几，好多人都说这是统计局长帮的忙。有外国专家质疑：‘你的能源是负增长，经济一年怎么会有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长？’大家就怀疑那时候的数字，实际上那几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了抑制通胀，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扩大内需是让国家计委 “焦头烂额的事”。研究后，他们上报国务院的主要办法是发行国债，长期建设国债共发了1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六个领域：第一，农村电网改造；第二，高速公路建设；第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扩大大学招生；第五，国家粮库建设；第六，长江干堤加固。
郑新立回忆说，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将发行1500亿元国债的建议写成一个1000多字的小材料，送给培炎。当时计委有好多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很权威的同志都表示反对，他们提出“陈云同志早就讲了，不能靠发赤字来搞建设，这样干是不懂经济！”反对声非常强烈。结果培炎还是坚持了，他说：“这个材料怎么送啊？”我说：“你就用白头文件直接送给基（朱基当时任副总理），以你个人的名义送给基。”他送给朱基后，朱基马上又批给几个副总理和总理阅示。一个礼拜以后就批下来了：发国债。培炎马上召集了六个部门的同志和各地方计委的同志在一个宾馆里关了十来天，根据这六个投资方向把资金分下去。半个月之内，决策也快，行动也快，钱就都下去了，项目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当时有好多人攻击，可基说，我将会留下一笔优良资产。实践证明是这样的。
这件事后，郑新立得出一个结论：在国家计委工作，谁也不要讲自己有经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谁要是拿老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问题，肯定是南辕北辙。如小平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有任何框框。这样才能够把经济不断地引向平稳、健康发展。
“过十年以后，整个财政收入的盘子大了，这点债务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不要担心。”
扩大内需的六大措施，很快见到成效。这也使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变成了机遇。
例如，扩大大学招生圆了几千万青年的大学梦，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然而，当年国家计委内部却是一片反对声。这项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郑新立给出一段回忆：
1998年4月，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王春正就经济形势向朱基总理汇报，当春正同志说到扩大大学招生计划时，基同志马上说：“扩大招生多少呢？”我们冒提能不能扩大大学招生50万，基同志一听，说：“不行，扩大到100万！”当时就问参加会议的教育部同志的意见。教育部的人心里也没底，因为已是4月份，再有两个月就开始招生工作了。会议结束后，教育部开始摸底调查。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张宝庆向各高校发出紧急通知：让各个学校汇总现有宿舍、食堂能容纳多少学生。结果显示，最大的容量是30万。最后把扩大招生数量定为40万。那一年实际扩大招生有40多万。这之后，各高校开始改造学校的教学设施、宿舍、食堂，利用贷款扩大学校规模，以保证高校每年扩大招生几百万，一直到现在。
同样，加固长江干堤，拉动了水泥、钢筋等建材的生产，提高了抗洪能力。高速公路建设，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解决了交通瓶颈。粮库建设工程，完成了多年想办没办成的事。农村电网改造，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民的生活环境。这些都得益于扩大内需。
当时很多人担心财政赤字，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解释：现在一年发1000多亿债券，过十年以后，经济的规模大了，整个财政收入的盘子大了，这点债务就不算什么了，大家不要担心。
郑新立说：“事实证明，那点债务根本算不了啥。第一年发行了1500亿，以后每年都发一些债务。实际上我们的债务率不算很高，但是利用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扩大了内需，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又改善了民生，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扩大内需，可以说直接为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长达十年的黄金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过去认为浙江是搞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发现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培炎同志刚上任、经济偏冷的时候，我们向基层问计，向群众寻找对策。”郑新立说，调查研究是做好经济决策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