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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我在国家计委的13年（1987—2000年）(2)
2013/11/8 11:09:22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陈锦华时期（1993．03—1998．03）：治理通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活跃。继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之后，199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又开始上升。彼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房地产业大量融资，使得货币超量投放，信贷规模一再突破计划，金融业陷入无序状态。
1993年，陈锦华从国家体改委主任的位子上转到接任国家计委主任。到任伊始，陈锦华就开始着手制定“九五”计划。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通货膨胀。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4．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是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不要搞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不得人心的，通货膨胀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第一年，陈锦华在全国人大做了个报告，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到7％。后来通胀率上升到百分之十几时，当时就有人大委员提议弹劾陈锦华：“怎么计委说了不算？”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民众开始抢购商品。据有关资料，老百姓把电风扇、不会转动的洗衣机都抢回家了，盐都一麻袋、一麻袋地买。“因为说通货膨胀价格要涨多少倍多少倍，大家都恐慌了。好多老头、老太太攒了一辈子养老的钱最后没了，心里都非常紧张。”郑新立以亲历者的身份发出感慨。
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这不能不说一说价格闯关，正是价格闯关造成了群众心理的紧张，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潮”。当时理论界提出，价格改革这个关要过，但在过关方式上有分歧。有一些年轻学者，主张价格闯关，鼓吹通货膨胀无害论。当时，刘国光则主张比较稳健地改革、不应该搞通货膨胀，马洪和薛暮桥也极力地向赵紫阳总书记建议不要搞通货膨胀、不要搞国民收入超分配，因为超分配以后搞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
马洪是郑新立的老师，他在社科院工经所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就跟着马洪一块儿搞课题，马洪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郑新立毕业后，接受马洪的建议，本打算留在这个研究中心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人，他就去了书记处研究室。
郑新立回忆起一段往事：当年，马洪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向赵紫阳提议不能搞国民收入超分配。赵紫阳拍案大怒：“我怎么可能超分配呢？你们没有生产的东西我不可能分配！”马洪回答说：“超分配是指价值上的超分配，超分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不是实物上的超分配，实物上怎么能够超分配呢？生产多少钢就分配多少钢、生产多少粮食就分配多少粮食。”实际上，马洪讲的是商品的二重性。后来，马洪自己主动给总书记写了个检查，赵紫阳反而安慰他：没必要，不用写检查，顾问最大的长处就是敢于直言，顾问敢于直言就是尽到责任了。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包括邓力群在内都在提：不要搞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不得人心的，通货膨胀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M2增长太快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2增长太慢了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了。”
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国家计委专门派出考察组到美国去取经，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带队到美国考察，郑新立、郭树清都是考察团成员，见到了密尔顿·弗理德曼。之后，郑新立还单独又去见了一次弗理得曼。
在旧金山，弗理德曼对中国考察团侃侃而谈。密尔顿·弗理德曼是货币经济学的鼻祖。他说，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打倒的，是通货膨胀把蒋介石打倒的。蒋介石搞金元券、搞通货膨胀，肯定倒台。我研究的结果，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搞通货膨胀不倒台的。通货膨胀是惹众怒的，蒋介石搞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自己垮台了。他还告诉郑新立一个很重要的规律：他在研究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规律时发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M2的发行量大体上等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就不会出问题。否则，M2增长太快了就会导致通货膨胀；M2增长太慢了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了。
回国后，郑新立将在弗理德曼口中取得的“真经”传达给国家计委领导。
郑新立说：“我陪陈锦华干了一任，后来他离任时，我们说，陈锦华在计委干了一件事：抑制通货膨胀，做得很成功。如果说邹家华时期是下放投资和管理权限，那么陈锦华时期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24．1％到最后降到正常水平，软着陆很成功。”
“我们围绕着怎么能够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想尽了一切办法。”
陈锦华卸任后，郑新立协助他编了一本书——《实现软着陆的宏观调控》，详细介绍了这五年治理通胀的过程。
郑新立说：“我们围绕着怎么能够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想尽了一切办法。朱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我们从货币发行总量上进行控制，但是更多的还是采取增加供给的办法。因为总体来讲，当时大部分消费品还处在供给不足、短缺的状态，所以增加市场上短缺的农产品、工业品的供给对抑制通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价格管理，有一些需要限制的价格要限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必要的行政手段还是要采取的。主要还是采取综合性的对策，经济办法、行政手段并用，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通货膨胀率降了下来。1994年通胀率是24．1％，1995年降到17．1％。”
资料显示，中央政府从1993年夏天开始实施“软着陆”的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方面出台了13条压缩银行信贷规模的措施，使新增货币供应量M0从1993年的1528．7亿元减少到1994年的1423．9亿元和1995年的596．8亿元。由于吸取了以往货币紧缩过度造成经济过冷的教训，这次调控一直遵循“适度从紧”的原则，最终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