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之前，父辈中唯一健在的近亲叔叔从开封市给我打来电话，寒暄之后聊起我二爷——他的父亲滨阁公。不久前，《大河报》记者寻访辛亥革命先驱后人专访了他，又受邀到郑州参加辛亥革命后人座谈会，他说：“不知你注意否，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媒体上有介绍你二爷的文章。”电话中老人激动的话语感染了我，由此我的愧疚之情也油然升起。

    我随即打开电脑，首次点击搜索我二爷的姓名，在网上有我二爷刘泗方姓名的页面条目竟有数以百条：《刘泗方：刘大司马是个“强项令”》一连串标题迎面而来，在多家媒体刊载，辛亥革命网、辛亥群英榜、河南文史资料中都能找到刘泗方生平传略。

    刘泗方(1880-1944)，字滨(炳)阁，河南内乡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河南起义，辛亥革命前后在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警局任马巡队长、分局长，先后出任考城(今兰考)、息县、武陟、唐河县长等职务。

    我祖父排行老三，滨阁公排行老二。听祖母讲，祖父32岁病逝，我父辈弟兄四人，有三个叔伯，是滨阁公接至省城开封供养他们上学读书，视为己出。从此我们地处伏牛山区的家庭便与居住在省城开封的滨阁公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祖母、母亲及家族中其他老人传播给我儿时耳朵中的信息几乎都是关于二爷滨阁公的。滨阁公离世后留下独生子——刘同生，就是给我打电话的这位叔叔。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冯玉祥主持豫政，为整军经武。西北军在华北运动场举行骑射比赛，因冯玉祥与二爷有金兰之谊，特邀年届五十的刘泗方莅场示范表演，爷爷戎装跃马，奋臂引弓，三箭皆落金钱，获骑射之冠，在西北军和社会上传为美谈。

    滨阁公赋性刚毅，颖悟过人，朝习剑器，夕诵武经，刻苦砥砺，寒暑不辍，学艺兼优。清末在当地考中(丁酋科)武生员。那时清政府腐败，外患频侵，始则割地赔银，继而瓜分割地，有识之士无不愤慨万端。滨阁公认为乡邑生员于国事无补，决意远游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推翻腐败的封建政体，谋求自强抵御外侮之策。他先后旅游江淮荆湘各地，1905年就读南京高等警务学堂。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不久他与同学十余人结伴东渡日本，入政法学堂深造，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他献身革命、推翻清廷之志更坚。

    1911年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河南同盟会分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此时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同盟会员张仲端受总部派遣回到河南，大家推举张任河南起义革命军总司令并设立司命部，组织联络河南革命党人及红枪会、仁义会、部分巡防军和警界中的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滨阁公担任巡警方面的组织联络。

    辛亥革命胜利后，滨阁公与沈竹白等同盟会同志四处奔走促成修建烈士陵园、督建烈士纪念塔，后又负责发放烈士抚恤金。

    据我叔叔刘同生讲，当时时常有烈士家属到我家登记办理领取抚恤金。烈士家属丧夫失子，哭哭啼啼，场面悲惨。

    1916年，滨阁公出任考城(今兰考县)县长。在军阀暴敛、战祸频频的年代里，无端征派，民不聊生。滨阁公膺命县令与民同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减赋废捐，抗颜直陈，据理力争，竟两次被上峰拘留，强项之名一时声誉斐然。在任期间，他调众议，惜民力，劝农事，励节约，抗暴除恶，一如往昔。卸任之日，息县各界摆十里迎风桌仪相送，挽留之情依依。此后他又调任武陟、唐河县县长，所至之日，即告各界例行馈赠概予谢绝。滨阁公曰：“所至农事为本，息民当先，政惟尚简，身则以廉，纵难有济于众，唯愿无负于民。”其调离唐河县时，各界捐万民伞并仪牌四扇，书曰清风明月，以表彰他勤政廉明之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时刻，滨阁公虽年近花甲，毅然出山应任“内乡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委员长，积极倡导支持家乡青年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力促支前，资助奔赴延安的抗日爱国青年，对驻扎在近地的国民党十三军愤加指责，弹劾其消极抗日、专事害民的丑恶行径，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事业，尽瘁了他毕生精力。1944年，滨阁公病逝于家乡伏牛山区湍河之滨，终年64岁。

    早在2001年时，我作为侄孙，开封市民革委曾发函邀请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座谈会暨为辛亥先贤刘泗方等人树碑仪式，还同时寄来了有关刘泗方生平传略的《河南文史资料》，当时因为工作忙，未能抽身前去。时至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接到叔叔的电话后怎能不愧疚自责呢？

    二爷，冥冥之中你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国如此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百业兴旺，不正是你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所追求的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吗？孙中山和你们这一代人未能做到、国民党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幸运，民族的幸运，国家的幸运。追忆历史，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珍惜我们现在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吗？

    二爷，九泉之下你们可以瞑目了。【原标题 ：缅怀族爷刘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