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减轻民众负担

    《呻吟语》不同于其他理学著作的一大特征是吕坤独特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处处体现在《呻吟语》中。

    吕坤认为，民是国之根本、国之命脉，国家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作用休戚相关。“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进而发问：“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的?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的?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充分肯定了天下之人赖以生存的吃、穿、住、行是由农夫织妇提供的。吕坤告诫统治者要时刻“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

    在《呻吟语》中，吕坤继承了孟子“君为轻、民为重”的思想，要想到老百姓劳苦，要尊重他们的志向，“匹夫有不可夺之志”，“匹夫匹妇未可轻，而下士寒儒其自视不可渺小也。”

    吕坤强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民众是国之根本，是国家主体，有了民众，国才得以为国，君才得以为君。民众之生不是为君主而生，民众之存不是为君主而存。而君主的确立则是为了民众，为民众的需要而设立君主。阅此，君主不可将天下之子女视为一己之子女，将天下财富视为一己之财富，供一人恣意肆虐挥霍，反对“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山人的自奉”。

    明末大儒黄宗羲正是继承了吕坤的这个观点，写出了《原君》一文，其中经典名句“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就是从《呻吟语》中得到了灵感。

    吕坤为官期间，体察民众疾苦，主张减轻民众负担。“天下之财，生者一人，食者九人；兴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冻馁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饱暖而乐者，害之人十九，兴之人十一。呜呼!可为伤心矣。”

    吕坤对官场中漠视百姓疾苦、只顾一己私利的风气进行了抨击：“饥者汝饥，寒者汝寒，尔白尔民，我自我官。”他的民本思想成为顾炎武、黄宗羲和唐甄、颜元等兴起的启蒙思潮的先声。

    吕坤《呻吟语》中这些人生箴言和重民观点，细细品味，颇具明体达用特色，对治国理政、修身立命、处事应物、培养品行等不无裨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对病态国家只能呻吟

    吕坤所处的时代，正值明王朝日趋腐朽、危机四伏之时。万历初年，在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下，整顿吏治、加强边防、治理黄河，继而推行“一条鞭法”，大刀阔斧地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一时新气象迭出。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不仅将这位改革家抄家削爵，还否定了他的治国政绩。张居正跌落神坛后，从皇帝到各地官员，争相推翻他生前的变法措施，但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坚决反对否定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措施，力主清丈全省地粮。1612年，张居正的儿子为其父编刻《太岳先生文集》，由于当时张居正尚未得到平反，很多人噤若寒蝉，吕坤主动为之撰写了一篇很长的《书后》，对张居正的文章、人格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为其昭雪。在“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的情况下，吕坤不仅敢于站出来为其疾呼，还在文中以“门生”自居，这是很需要勇气的。

    由于万历皇帝彻底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整个朝政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多缺乏主管长官，政事无人过问。而朝廷内外则是党派林立，互相倾轧，一派混乱局面。在财政方面，国库匮乏，入不敷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后世有“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之说。

    这一时期，土地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或沦为佃户奴仆，或辗转他乡成为流民，加之万历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名为采矿榷税，实则横征暴敛、摧残百姓，造成民怨沸腾，天下骚然。

    面对大厦将倾之势的危局，颇有扶危济困之志的吕坤屡次上书，坦言天下安危，并提出拯救危机、治理国家的方略，但壮志未酬，只能致仕归乡。

    对于时局的艰危和国家的病态，吕坤无力改变，他只能发出一声呻吟，将他对人生、国家、社会的见解，发泄在一纸之上。正如他在《呻吟语》中所言：“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

    《呻吟语》1593年付梓刊行，吕坤在谈及刊刻之由时言道：“司农大夫刘景泽摄心缮性，平生无所呻吟，余甚爱之。顷共事雁门，各谈所苦，余出《呻吟语》示景泽。景泽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因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

    《呻吟语》，既是吕坤对那个时代的病态呻吟，也是对民生为本思想的一声疾呼。【原标题：“魂兮归来吕坤墓”系列之三 一部《呻吟语》处处体现以民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