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就是因为这部书，他被卷入“妖书案”。

  
    引子

    从38岁考中进士，到61岁归隐故里，吕坤在明朝中央和地方任职前后达23年。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非日用不谈……非切民生国计不讲。”因在位时谋求实政、以民为本、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裁抑豪强，吕坤深得人心，他的人品和他的学术成就一样饱受赞誉。

    吕坤曾说过：“富民为王道之首务也。”初入仕途，吕坤在山西襄垣任知县，《明史》称其“有异政”——说的是在吕坤的治理下，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襄垣县人民为报答他的恩德，为其修建祠堂。面对老百姓自发修建生祠的行为，吕坤觉得很不妥当，但不忍拂了百姓的好意，就在生祠建好后改为“襄垣县乡约所”，将其变为一个便民场所。公元1578年春，吕坤调往大同县任职，临行之日，大雪纷飞，襄垣的群众在泥泞中为吕坤送行几十里地。

    吕坤在大同任职期间，礼部左侍郎王家屏为自己姐夫犯的命案说情，吕坤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说：“狱已成，不可反。”时人因此称吕坤为“天下第一不受嘱托者！”

    公元1588年，吕坤升任山东参政。到任之日，他就整顿风纪法度，抚恤孤寡，开展武备，禁止邪党；设立社学，以端正儿童的启蒙教育；创立冬生院，抚养残疾的人。“有奸人借朝泰山之机，装神弄鬼，诈取人财物，多数殒命”。吕坤严惩恶人，杜绝了奸人残害人民，结果“齐鲁大治”。

    吕坤巡抚山西时，“筑敌台，增屯堡，平复孛拜、火酋叛乱，建立奇功”。吕坤爱百姓如子弟，视贪官如仇人，所刻《风宪约》、《民务》深受人们称颂。吕坤居官期间，以身作则，带领属员身体力行，不取贿赂、不妄荐以官、不枉劾以职，因此，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明史》把吕坤与海瑞、郭正域放在一个传记里，大概是因为这几位官员皆以敢“指陈时政、刚介峭直”而著称。

    吕坤在神宗时任刑部侍郎，当时，正值明代衰落时期。嘉靖、万历两帝在位久，且荒废朝政，致使外有倭寇、鞑靼之扰，内有奸臣、宦官之害，朝政日坠，朱明王朝崩溃之势已经形成。正如吕坤所言：“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

    面对这种局势，吕坤冒死上《忧危疏》，给万历皇帝论天下安危。他形容当时老百姓是“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敛百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仇愁叹，难堪入听”。

    但因遭到奸臣的诬劾，吕坤愤然称病辞官。

    莫名其妙卷入“妖书案”

    吕坤愤然辞官并不仅仅是他的《忧危疏》皇帝不理睬，而是卷入了万历时期疑案之一的“妖书案”。“妖书案”分第一次“妖书案”和第二次“妖书案”，吕坤牵扯进去的是第一次“妖书案”。

    所谓“妖书”，是指吕坤在1590年前后写的《闺范图说》及其“序言”。《闺范图说》是一本后世广为流传的妇女道德读物。

    明代中后期，理学思潮中王阳明学派占主流地位，其中分化出的泰州学派发展到何心隐、李贽手中后，开始大胆批判孔孟理学，倡导叛逆精神，随着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松弛，妇女们不再尊崇“三从四德”，而是“竟弃之礼法之外矣”。著名小说《金瓶梅》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类似“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情节更令妇女们向往。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一代大儒，吕坤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编成《闺范图说》一书，希望能重修妇女道德观。平心而论，这本《闺范图说》以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但吕坤在书中与时俱进地批驳了“重男轻女”等价值观念，歌颂妇女对爱情追求的合理性，史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为一本封建时代的妇女道德读物，这本书本身倒没什么问题，但不幸的是，这本书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万历年间，朝廷发生一个政治大事件，就是“争国本”。“争国本”这件事很复杂，但简单地说，就是万历早年临幸了一个宫女，后来这个宫女生了皇长子朱常洛，但万历对这个宫女只是一时兴起，虽然这个宫女后来被封为恭妃，可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万历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给万历也生了个儿子叫朱常洵。万历一直想立朱常洵为太子，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

    吕坤的《闺范图说》问世后，读者趋之若鹜。恰好郑贵妃的一名太监出宫“微服私访”，就带了一本回去。郑贵妃一看，这是宣传妇女的好书啊，自己也是妇女啊，就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指使亲戚对这本书删删减减，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序文，重新刊刻了新版《闺范图说》。 

    实际上，郑贵妃版的《闺范图说》和吕坤版的《闺范图说》压根就不是一本书，但因为郑贵妃版是官方刊刻，发行量大，逐渐有人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吕坤上《忧危疏》后，万历看了，依然没反应。

    但突然有一天，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跳了出来，炮轰吕坤，说他先写《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忧危疏》，“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吕坤感到莫名其妙，自己的书平白无故被别人“盗版”，还被说成“结纳宫闱”，我招谁惹谁了？

    万历皇帝依旧不理睬。

    没过多久，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名为《忧危竑议》的跋文，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散发。“朱东吉”，展开来的意思是“朱家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忧危竑议》采取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

    此文朝野震荡，京师流言吕坤等九名官员结党，依附郑贵妃。朝野有志之士纷纷责怪吕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