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同为玄学名家，但七人最终命运却迥然两异：阮籍、刘伶、嵇康不与司马朝廷合作，乃至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就此分崩离析，各散东西。

    为什么当初有着共同志趣的七人最后会选择截然相反的两条政治路途呢？我们不妨以山涛和阮籍为例，究其因果。

    短褐穿结 

    金樽清酒

    从家世背景来看，年少时的际遇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据《晋书》载，山涛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穷，忧患压身反而使其养成了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早年，布衣山涛曾对妻子韩氏说：“现在忍忍饥寒吧，我以后一定会做三公，只是不知你能不能做夫人而已。”困窘之下的满心凄凉溢于言表。无怪乎邸玉超在《被误解的山涛》中这样说：“逍遥竹林，看似潇洒自由，其实对于有志之士，无担当的存在也是对心灵的煎熬。”

    而阮籍家世则大为不同。据《晋书·阮籍传》，阮籍的家族在当时是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其家世儒学，门第清望，家资殷厚，客观上为阮籍发展自身志趣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其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其父早逝，曹氏父子深怀同情，并顾念以往情谊，对阮籍母子有所照顾。身居政要之地，阮籍阅尽豪门浮华与礼法之士的丑陋嘴脸。阮籍年少时以道德高尚的古代贤士颜回、闵子骞作为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精神的高度修养与现实的可鄙不堪无疑给阮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深深的失望。

    寂寞繁华 

    青霄有路

    从思想倾向上来看，阮籍始终主张老庄之学，山涛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

    世与我而相违。阮籍内心充满了落拓潦倒、中路彷徨的苦闷。与当时所有有志而不得施展的文士一样，他被逼入了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中说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看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都要迂执得多……”这番评析相当精要，阮籍正是在进行着所谓礼法之下的虚伪作态的反抗。当他不无蔑视地将那些礼法之士比作裤中群蚤的时候，他其实早就看到了自己同样无法跳出这一片幽晦的命运。无路可逃，穷途而哭，不难想象，阮籍此时是怎样蚀心的痛楚。

    和而不同 

    无奈艰辛

    透过现象看本质，究其“殊途”的缘由，最应回溯当初他们“同归”于竹林的原因。七贤的隐居亦可理解为明哲保身的韬晦之计，名义上离开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时时密切关注双方一举一动，才是他们的真实表现。

    对于“竹林七贤”这个团体最后走向溃散的结果，我们无法评价谁值得我们肯定、谁理应被后世所唾弃。君子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对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的方式。无论投靠当朝政权还是洁身于僻林乡野，只要仍是俯仰无愧苍生的坦荡君子，就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

    同归之士，终又殊途。作为后世之人，我们除了为此扼腕叹息之外，还应站在一个理性客观的角度，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人生识字忧患始，粗记姓名可以休”，说的正是文人这一派不可告语的无奈吧。艰于呼吸视听，谁又能说任性放达之下必是欢曲，竹杖风月之中寥无悲歌？【原标题：同归之士 终又殊途——谈竹林七贤的政治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