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主要是贺龙的事情,贺龙那时候是主任,又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家体委主任,所以他对部队的建设,对队伍的建设都非常关心。但是他又特别欢迎科学研究,他说登山一定要和科学考察相结合,他说高山上一草一木都要进行详细地观察,有一些作为标本采下来,进行认真的研究,为什么几千米以上那种环境,长期的能活下去,本身这都是科学。甚至他提出来,以后你们登哪个高峰,对这个高峰要在各个学科方面做一个结论,我感觉他提的很重要,所以人员的选拔,也是按他的这个思想选的。
部队里开展登山运动,为部队的建设,为侦察兵的建设,开展的登山运动,这是国防的需要,科学研究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就是这个时候,当时从北京地质学院,先选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石静,一个是现在还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贺慧知,后来从学校里又陆续来了很多,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登山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后来成立一个系叫登山地质专业。我到登山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登山,没见过登山装备是什么样的,所以通过登山,感觉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国家也是很需要的,对个人也是锻炼意志品质,锻炼思想能力、组织观念,也是很好的。
网友:通过媒体现在大量的报道,了解到我们国家的登山事业分成两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家有一个口号,当时叫要征服高原,报效祖国,当时您是否是抱着这种心情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当时您从事这项登山活动的时候,您是如何看待这项活动的?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现在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
王富洲:我当时参加登山队,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要树雄心,立壮志,不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誓不罢休。登珠穆朗玛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志们在登山过程当中也提出来,发扬团结精神,右胳膊摔断了,用左胳膊帮助同志,团结成一股劲,不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绝不罢休。
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宣誓,要写遗言,交给一个人,准备登不上去都不回来啊。我想这个时候,讲邵志青同志,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作家,他是搞气象预报的,他在我们这次登山过程当中,登到7450的时候,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死掉了,这个同志特别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从来不说我不行了,我不走了。我们晚上大概是六点,北京六点,那会也是七八点钟了,比北京要晚两个小时,就坐那儿休息,休息完了以后,说前进,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同志不动,都说该走了,他还不动,有的人推他,还不动,这些同志都急了,赶紧叫大夫,说吴大夫,邵志青同志有问题了,推也不动了,大夫用手电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经牺牲了。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口气,只能往上走,不准往下来。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北京大学的光荣,是荣誉吧。再一个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同志,也是攀登的过程当中脑溢血死掉了,那时候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贺老总给我们的指示,你上不上去?我调两个团来,给你们打橛子打到顶峰去,我看你们上得去上不去,还有周总理也很关心,周总理访问六国回来,刚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登山队到什么地方了,我们那时候都是憋足了劲了往上走。那时候环境也不好,世界上都封锁我们,把我们封锁得够呛,前苏联又有专家来压我们,我们又是刚解放,百废待兴,就是要争这口气,离开他们我们都没法登了?所以那时候要创记录,体育上要创记录,要为国家争荣誉,再一个登珠穆朗玛是有特殊意义的,那时候尼泊尔不承认珠穆朗玛是咱们的,他们说是尼泊尔的。
网友:您曾经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这次北大发生的山难事件,您认为是否会对中国登山协会将来管理民间登山组织活动产生一些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富洲:我感觉过去登山协会,包括国家体委,或者国家体育总局,都是很关心登山的组织工作问题,出了事嘛,所以在管理方面,都想一定从这些条例,一些制度,一些规定,我感觉根据过去的经验、条例规定,很重要,可以减少一些牺牲,多得到一些成就。再一个,这个条例建立起来以后,反而对登山更有好处,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一些人。登山过程当中,除了体育运动以外,大家锻炼身体以外,培养人的思想意志品质以外,还可以通过高山活动,进行一些科学上的活动,我想这都是很好的。
网友:看到报道说,现在的登山协会副主席曾经谈到这次山难,表示说季节选择得不够合理是原因之一,您对这个的看法是怎样的?
王富洲:这里有一个矛盾,学生的寒暑假,对一些地区、一些山区最好的登山时间是有矛盾的,比如说希夏邦马,最好的季节,雪崩最少的季节都是五月份比较好,两个季风交换,风都不是很大,两个气流交换,好天气的周期是比较长,但这时候是学生上学的时候,没有放假,怎么登山去?
六——九月份是雨季,西藏登山的雨季,对登山来说是不好的,可是学生要想去登山,只能在这个时候去。我想为了安全,作为学生登山队,当然要选择气侯,特别是对希夏邦马西山峰,为了安全起见,不要选择这个时间。雨季下的雪很厚,今天晚上睡觉了,雪下得很大,就容易发生雪崩,这次就是发生了雪崩嘛。这个时间也可以去,但是你在气象预报上,气象方面要掌握得比较好,看这段不好就不登,或者过一段时间再登,以后再选时间。不要在这种恶劣的气侯环境下,暴风雪这么大,降水量这么大,在这种情况下登山肯定危险性大。特别是学生登山,毕竟的经验、力量比起国家登山队来说肯定差很多。所以不选择这个时间比较好,可以选一个低山登登,或者到冬天的时候,冬天有严寒,风大,气温低,但是雪崩少,冬天的雨水少。所以登山要考虑为什么登山?是否一定要登上去?豁出命去也要登?
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我们是玩命也要登的。我们第三次行军冻伤的人就好几十了,山里边都感觉不行了,今年要失败了,明年再登吧。中央得到命令以后,我们的总指挥,韩复东,代表国家体委去了,说必须要登,想尽一切办法重新组织力量也要登,不能收兵。我们遇到困难了,而且都是学生,跟我们登山的目的性也不一样。我们过去上登珠穆朗玛以后,尼泊尔说一家一半,不登的时候,说珠穆朗玛都是他们的。那时候有一个边界的问题,所以周总理那么关注这个事情。
主持人:您提到了对现在登山,尤其是攀登雪山的活动动机和出发点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聊天时间快到了,最后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您需要给北大山鹰社这类大学生登山活动的团体一些忠告的话,您想讲一些什么呢?
王富洲:在他们登山上,到山区进行锻炼,进行锻炼、意志品质锻炼,了解祖国的大好山河,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登山要量力而行、安全第一,安全要放在第一位,甚至要绝对安全。要在思想上树立这种观念,在安排工作上,警惕性就强了,失误就少了。特别是登七千米以上的雪山,还是要准备工作充分,跟各方的联系方面、力量方面都要沟通好。北大山鹰社如果能让登山协会当当参谋也是很好的,起码可以征求一下意见,登山还是你们登啊!这样可以得到一些好的提示。
主持人:应该从当中吸取一些教训,获得更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