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登山，是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初，在登山物资方面、通讯联络方面，都是很差的，比现在是很落后的。那时候我们的联络比较重，在国内，像过去看的电影一样的，背着报话机，像部队用的报话机，后来我们登的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通讯问题，从国外买了几台轻的，我印象里还十几斤重。一个是东西少，一个是物资重，真正我们登到8000多的时候，已经由于种种原因，都和大本营失掉联系了。唯一一台报话机能跟大本营联系的时候，还不到8000的时候，由于在休息的时候滑到山涧里去了。所以我们提到登山的联络，跟指挥打仗一样的，保证命令的上达，保证上边情况的下传，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题了，从它的重要性上讲应该充分地准备，因为体积很小、很轻，而且上下沟通情况、互相援助，跟山下联系、救援、求助不可少的。没有这些东西，尽管几百米的距离，有时候也得走很长时间。这个通讯工作是特别重要的。

    我当时参加登山队，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要树雄心，立壮志，不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誓不罢休。登珠穆朗玛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英雄气概山河，敢笑珠峰不高”，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同志们在登山过程当中也提出来，发扬团结精神，右胳膊摔断了，用左胳膊帮助同志，团结成一股劲，不登上珠穆朗玛的顶峰绝不罢休。

    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宣誓，要写遗言，交给一个人，准备登不上去都不回来啊。我想这个时候，讲邵志青同志，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作家，他是搞气象预报的，他在我们这次登山过程当中，登到7450的时候，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死掉了，这个同志特别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从来不说我不行了，我不走了。我们晚上大概是六点，北京六点，那会也是七八点钟了，比北京要晚两个小时，就坐那儿休息，休息完了以后，说前进，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同志不动，都说该走了，他还不动，有的人推他，还不动，这些同志都急了，赶紧叫大夫，说吴大夫，邵志青同志有问题了，推也不动了，大夫用手电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经牺牲了。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口气，只能往上走，不准往下来。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北京大学的光荣，是荣誉吧。再一个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同志，也是攀登的过程当中脑溢血死掉了，那时候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登山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是特别严的，往往因为一个人的闪失会给整个队伍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带来很大的危险，对整个任务会带来影响。所以对队员思想的训练，思想作风的训练，组织纪律的训练，特别重要。在思想准备工作上，我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再一个方面，就是物质上的准备，也是在登山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有时候有一点准备得不够，或者考虑不周，就会严重地影响登山任务的完成，所以一定要认真。因为登山是跟大自然斗争，什么东西都要准备得非常齐全，非常完善。甚至火柴准备得不充分，或者想得不周到，到用火柴时没有了，或者火柴丢失了，煮饭的时候没有火源，就给火种带来很大的困难。

    首先影响大家的吃饭，需要煮饭没有火源不行啊。所以我们过去保护火柴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那时候条件就是火柴，还不像现在有打火机这么先进，那时候火柴遇见雨水，遇见雪，一湿，划不着火，就吃不上饭，就饿着肚子，没有办法行军。所以在登山的时候，由于整个的装备、物资，吃、穿，登山的装备、绳索，包括照相器材，还有通讯器材，都得准备得非常齐全。有的时候，在行军的时候还带双份的东西，用坏了，或者丢失了，过去我们行军的时候，每个人都带两副眼睛，遇到了雪崩，眼镜损坏了，得有备用的，否则有可能会造成雪盲，造成眼睛红肿，眼睛可能会失明，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原标题：王富洲——登山的几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