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君的文字有着冷眼与热心之间的纠结，她的小说世界充斥着女性成长与世俗生存之间的张力，她的人物顾盼之际腾挪于乡土与都市之间。文字偶或透出的《红楼梦》式对白以及张爱玲式的爱欲纠缠，而这恰恰是计文君长发飘飘之余露怯的成分，那种不经意中的模仿无法真正获得自己声音的某种暗示。当计文君找到自己重心的时候，这些露怯的成分才会渐渐退去，从而完成一个作家的真正成熟。

　　红楼与张氏影子里的现代女性

　　谈论计文君之前，有必要谈谈《红楼梦》与张爱玲。计文君的文字明明骨子里是现代知识女性眼中的人伦日常，中原女子心性中的人生百态，如何就局限在一红楼一张看之中？《红楼梦》的人物和文字无疑属于一个烂熟的文化，曹氏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青春气质和凄美绚烂恰恰是与古旧传统异质的部分，由此才有曹氏红楼对于现当代的文学意义。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是一个现代人从栏杆外窥视，偷看在深宅大院里幽幽弄骨牌的晚清少妇。实际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这个画面的一个绝妙注解，与她旷世才情匹配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时间与空间都是无从把握的荒凉与颓败。张爱玲登堂入室的结果是更长时间的幽居闺阁，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张氏最终选择了幽居独处，乃至最后逼仄到触目的张看。张爱玲是独异的，不仅因为才情，还因为家族时代赋予了她一种没落贵族华美与凄凉的底蕴，她的俗人俗事也就沾上了前朝旧影的古旧与华丽，即便是曹七巧这种顶俗气的市井妇人，那份侵入骨髓并与隐忍参杂的残酷，也在大家族的金钱欲望争夺中显示出几分沉稳中的阴鸷之美。

　　古典与现代的经典之作无疑如细瓷器般发着属于他们那个时代幽深的光芒，或阔大辽远或温润晶莹或炫目刺心，让我们无言或者过多言说。其实计文君笔下的女子如果说和张氏与红楼有些联系，便是她笔下的女子有着一个旧家大院和某种大家闺秀的典雅气韵，生计的艰难和生存的痛苦消解在对于人性幽深处的探寻中。在计文君的世界里，不会再有张爱玲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同样也难觅大观园里群芳的影子，即便是有着几分似曾相识的心性、做派与心机，那也是中国女子几千年根深蒂固集体心理积淀的映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计文君的女性从传统中出走，她们的出走有别于历代闺阁女子从婚姻家庭的出走。这是一种没有归途亦没有结局的出走，无论是围城内外，现代性侵入的中国社会和世态人心不再安稳。

　　因为时代物质日渐丰裕，精神状态更加多元，尽管生存的逼压和历史情境的压抑依然存在，计文君一代女性中的一部分终于可以从社会生存逼压、政治历史情境压抑中渐次突围，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愿意且能够关注内心，长于对自我心智的审视与观察，且这种审视与观察带着现代性自身的内省和反思，由此红楼与张氏影子里伫立的是一个个回望内心精神状况的现代女性。

　　孱弱而顽强的女性心智成长

　　当下中国女性心智的现代成长尽管幼稚孱弱，然而无疑延续了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系列。当下女性的人生注定不会如《流言》封面中的女子一般在厅堂之外徘徊，她们以现代女性的身份最为直接地进入各个层面的生存，脱去了没落贵族那点古雅、优裕、散漫与不通生机的糊涂，这里的女子是市井生活中的历练者，也是中国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亲历者。殷彤就是当下许多女孩子的翻版，地位卑下的母亲，都市求学的痛苦经历……这些都没有阻止她“健康成长”，并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直保持着亢奋的人生之战，因而也成功脱离了自己原有的阶层，在一个几乎和男性相当的智力层面生活着。但是伴随着成长的是精神性病症和痛苦。大观园中的女子和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女性，她们的命运无疑是被高门大院深锁的痛苦，众多女性无疑都是被启蒙的对象，她们的心智并未成长就夭折在古旧的家族中。我们在欣赏钗黛古典意蕴的同时，不要忘了冰雪聪明如钗黛者也依然是生存在前现代古旧的黑暗中。现代人所具有的秉性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时代的承继更是颠覆，无论何种面目，他们都具有现时代的精神气质。尽管当下进行时的写作与经典人物的距离是遥远的，这不代表现代人物的品貌风度和学识见解就一定输于古代经典中的人物。除却被过分物欲化之外，当下中国女性已经更为执著于自己身心的内省与发现。

　　计文君笔下的众多女子都试图成长自己的心性，在日常生存的挣扎中时时不忘内省自己的心智。她们之中有的不乏古典余韵，有的在都市追逐欲望却茫然无措，有的深陷金钱与情感纠葛且时时与身边的男人们相互渔猎。由此，计文君笔下无论哪类女子，最重要的战争不在物质生存、历史时代与家族制度之间展开，她们无休止地和自己作战，而战场往往是——婚姻家庭，其所要争夺的不是物欲化的婚姻，而是铺排在婚姻内外的欲望与情感，在百转千回中成就自己平庸的现代人生。计文君的小说看上去貌似寻常故事，又时时出人意表，往往在不经意处见出匠心与深意。她笔下的女性之所以独特，在于日常世俗生存层面的叙事，却义无反顾地要表达女性与自身抗争的纠结。

　　《天河》中秋小兰在台上台下都不算是真正的角儿，却恰恰代表了一代从艺者茫然的心态和无法确证自我的尴尬。《天河》无疑让我们倾听了秋小兰被强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压抑的丝缕心经，其情可堪，其状可怜。秋依兰的强势尖利与破败不堪的婚姻在秋小兰的柔弱无能中被消解于无形。无论是世俗的名利还是内心幽深处的暗疾，在混沌状态的秋小兰这里都化成了模糊不清的意识和无法言说的情绪。秋小兰始终无法找到自我的状态正是现代人最经典的“我是谁”的提问。但是秋小兰的这种疑惑依然是不自觉和模糊的，因此就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她的逃离、模仿、依赖又厌烦秋依兰和秋依兰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方式。在这个文本中，天河本身就是一个意蕴多向的隐喻，天河的两边孰优孰劣？单纯良善者无法勘透人世，阅历人情世情者的老练世故却又沾染了太多的烟火气。秋依兰有韩月辈承其衣钵，而秋小兰辈只能在无人的舞台上倾听自己心性成熟的成长之音。秋依兰们坚定且强悍的人生已经不再具有某种普适性，秋小兰们茫然的无措和软弱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尖锐的声音。

　　天河时期，计文君笔下的秋小兰在自己狭窄的戏台上，扮着旦角，依依呀呀地唱着，人生之域局限在弹丸之地。到了《剔红》《开片》，她笔下是一批从自己乡土和出生地“脱域”而去的女性。秋染和殷彤是典型的从乡镇奔赴城市的现代女性，其身世经历和才情都带着十足的现实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女性比比皆是，向着现代都市进发的过程中，脱离乡土就是生存的目标和人生的理想，路在脚下身体在路上而心却不知在何方。乡土的小镇作为故乡仅仅和有限的亲人和情感相联系。在计文君笔下，这类脱域的女性依然会在灯红酒绿的都市回味着旧家大院的古雅与清凉。于是另一类有着古典标准的女性自然就成了某种精神救赎的象征，小娴和殷彤母亲的温良恭俭与隐忍淡然就具有某种定海神针般的效力，成了医治都市病与精神亢奋症的良医。逃离乡土生存环境之后，依然需要传统文化精神来给现代精神病症清凉解毒，这无疑是计文君小说中非常突出的特质。她笔下不乏各类高智商的人精，例如苏戈、江天和崔琳之流，也不乏像余萍这样的庸俗脂粉，更有着秋染、殷彤这样锦心绣口的文艺女，但是无论怎样的算计和乖张做派，到了小娴和殷彤母亲这里都化成了一缕俗气的烟云，大家都去静观一个女人一饮一食的淡定自然，那份来自生活历练的从容与坚定，识得一箪食一瓢饮乐在其中的境界，才是红尘中的伟丈夫，俗世中的真君子。当然，这种回乡的精神救赎其有效性值得怀疑，这种隐士般的女性即便真的存在，也无法真正完成对于他者的精神救赎，毕竟现代性就是一个不断质疑自我的过程，在路上的孤独感和被异化感如影随形，回归传统价值的守望依然带着乌托邦的虚幻。由此，在《剔红》和《开片》中，回归与精神救赎之后的毅然直面生存是计文君的过人之处，在传统精神价值体系之外去看剔红与开片，又在现代性的病症中回首剔红与开片的深厚意蕴，由此，才有秋染与江天相互间的轻微和解，才有苏戈“只有梅花是故人”的惋惜，殷彤还能在喧嚣的北京城听见冬夜落雪折枝的声音。

　　自觉写作与叙事试验

　　计文君是个非常自觉的写作者，每一个小说文本都精心设计故事、结构、人物和意象，她更是在犄角旮旯里随处藏着自己的机心与才情。在我的阅读感受中，《白头吟》和《阳羡鹅笼》无疑可以互文，《白头吟》中依次出场的人物，就像从鹅笼中各个人物嘴中吐出，在一个个屏风后面上演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悲喜剧。《白头吟》相对的是《长门怨》，有怨有吟，这篇小说中才情与心性在文字的包裹中依稀还见得到爱情两个字。然而当下在一片婚外情、小三登堂入室的世风之中，就连影视作品都打起了婚姻保卫战。而我们的很多小说文本却以审美价值的名义沉溺于欲望化表达，往往认为小说一旦涉及婚姻价值就容易落入道德评判，从而有悖文学性表达。计文君的《白头吟》做了很好的尝试。这个文本无疑是对于当下婚姻价值失范的某种考察，“怨”字意味深长，有爱情有期待才有失望之后的“怨”，这个文本既是女性视角，又不乏理性的智识判断。《白头吟》中谈芳的婚姻危机是暗线，谈芳尽管眼神幽怨，依然祈望婚姻的圆满，守望着最原初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这条暗线衬托着周家纷乱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混乱的情感状态，反而显示出谈芳夫妇对于婚姻家庭更为理性的认知和维护。《白头吟》无疑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白头吟”是烂俗的婚外情的暗示，然而正是因为有着谈芳对于丈夫艳遇的隐忍，才得以见到人生更多的真相。从婚外情的意乱情迷到人情世故的变换，再到家庭亲情的冷漠怪诞，“白头吟”进而被赋予了多层的意指。

　　《阳羡鹅笼》是一篇有意进行叙事游戏的文本，这篇小说用“阳羡鹅笼”铺排起兴，展开的是人性在古今之际的变与未变，只是古代叙事中依然用“幻术”为题来表明小说乃虚构谐谑之作，而计文君的文字显然是现实摹写，各种人物都带着热乎乎的现实气息，直指当下生存情境。这个短篇是一种全知全能视点下的叙事实验，作者在实验文体的同时，也尝试用温和平静的语调叙述现代人彼此之间的欺骗、隔膜、伤害以及和爱欲相关的彼此偎依的一丝暖意。在计文君的这个文本中，第三人称的主人公大多在非我与自我本心之间徘徊，生活层面日常的琐碎的温暖与善意竟然成为烛照内心的一缕亮色，这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也颇具反讽意味。然而，这些却显示出中国人伦纲常强大的包容和化解能力。一切个人化的私密的乃至于情欲化的方式，最终都会消融于日常强大的事务性的惯性生存之中。中国人往往在丢失自我的状态中，达到某种所谓道德或者情感的安全、安稳乃至和谐的状态，这正是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的所在。

　　计文君的小说文本试验性很强，独具匠心也时时显出斧凿的痕迹。但是从她执著悍然的文学实验中，依然能够看到计文君对于超越自身写作的真诚尝试和努力。计文君前期小说中，女性视角观照下的人性更多阴冷抑郁的气质，小说在解构婚姻的同时，也往往刻意呈现出女性孤绝的精神境况，比如《七寸》中俗气孱弱且善良无辜的宋小雅，还有宋小雅市井悍妇般的母亲，从某种程度上，这些特质从一开篇就暗示了宋小雅一类人物不幸的婚姻结局，这些人物和故事影影绰绰能见到张氏的阴影在小脚与旗袍间徘徊。然而计文君的《天河》又是一种绝然不同的格调气质，那种模糊不清的“我是谁”的呼喊，的确让人怦然心动。然而，《天河》却无法满足计文君对于当下女性葱郁心智的发现和思考，由此才会有着回眸传统剔红与开片的尝试。《剔红》和《开片》在意象选择和文化内蕴的设置方面有独到之处，体现出作者女性智性写作的倾向。《阳羡鹅笼》典型的互文性和对于古今人性的揣度都见出作者的见识与勇气。《白头吟》无疑寄托了计文君更为现实感的写作理念，从女性一己之怨痛中走出，反观芸芸众生相的欲念与情感，试图勾勒出当下婚姻家庭多层面多视点的真实状态。从《白头吟》开始，计文君找到了自己叙事的腔调，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而完成了自身从红楼张氏影子中抽身而出的努力。当然，这个作品还不算浑然天成。但是在物质主义的当下，人们面对的是物欲汹汹的豪车美女，白头吟在当下是被嘲弄解构的对象，因而这篇小说中对于人性温厚处的触摸显得稀缺而珍贵。

　　对于已经完成几次精神蜕变的计文君来说，世界很大，小说很大，自我很小，人性很宽厚。今后，更加期待她在小说之外看世界，在人性的宽厚中见真我。郭 艳【原标题：计文君：“脱域”而去与回望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