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起，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却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

    是烂摊子就要收拾，苦心经营三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然而接着却是一个晴天霹雳。成化元年(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

    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脚一腿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

    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金戈铁马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

    这个机会还是拜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

    于是，就有了王越以参谋长身份的沙场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结果却是当头一棒。

    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相遇，大明军队无能、怯懦，一触即溃，军事长官朱永指挥无能。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想打赢可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

    劳而无功的出师，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不再反对了，并苦口婆心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

    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八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六万，且力量分散，以八万对六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率部队后才发现:胜利的把握很小。因为八万人中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一万多一点，其他的不过是来凑数的。

     主帅朱永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间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大家这才平安回到大营。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也不敢再夸。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少米，八万士兵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总算互有死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决定再动用八万人，让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

    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的整顿是没法打仗的。可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是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就要支持，赢了就是他们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

    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承担。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不服一样，于是他找到了办法，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

    《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八年四月，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把赵辅吹捧得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有蒙古军前来骚扰。赵辅眼见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赵辅问王越出征胜算能有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就在您身上。

    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有钱且惜命。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了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

    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受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主意—暂缓用兵，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

    可王越到底没躲过，兵部的官员愤怒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都跟着斥骂，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一个胆怯女子。

    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在边关统兵，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可是不争辩，只是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王越抓住对方兵力空虚的战机，调集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的五千精骑出击，大获全胜，蒙古大军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第一次取得扬眉吐气的胜利。

    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自己却继续迎来麻烦。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开始谣传，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

    一场大捷，却四面树敌，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他太优秀，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中也没有支持者，有大功却无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

    而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