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不得了，官场上有矛盾的，借此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一些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王越的前任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而被罢职丢官的。但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年少气盛的他卷起袖子“纠偏”: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

    这下可惹了麻烦，浙江乃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都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一个也得罪不起，但王越这一闹，全得罪了。非但如此，王越还得意得很，经常当众高声怒斥犯事官员和说情的人。京城里有很多人不满意，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

    所以王越很快就发现，虽然贪占行动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只有几个小官得到处理，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当成“证据”列进了别人弹劾他的黑材料里。

    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折腾半天，王越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

    但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地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可总算还是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成绩。可就在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王越当即扔下工作归家服丧。

    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与上级派来的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没有按此程序就等于是渎职。

    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

    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的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

    其实，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却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表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官场的第一步，王越就溅了一腿泥，黯然离去，这一年他刚刚27岁。留在浙江的，是史书上一段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

    三

    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得最多的还是作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三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

    可百草怎么才能新，西风在哪里呢?就在王越苦苦思索时，大明景泰七年(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

    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也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一片大好。

    果然，到了天顺元年，王越重新被起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新上司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历史上寇深的口碑并不好，他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

    然而，四年的丁忧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所以寇深看到的是一个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会先请示领导的王越，甚至，同僚们有说寇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从而让寇深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

    王越的工作是起掌诸道奏牍，即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此官为七品，官不大，权不小。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

    王越做得很认真，办事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而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

    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王翱等朝政权臣都派人来拉拢关系，王越都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但走得太近免谈。

    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有一派势力，可王越也敏锐地看到:石亨乃一介武夫，徐有贞爱耍小聪明，宦官曹吉祥急功近利，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

    在各色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在三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很深的礼部侍郎李贤。

    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与徐有贞、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1460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使，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四年，一次性连升三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碰到了。

    四

    天顺七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按察司，急召山东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五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李贤思虑再三，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

    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掌握大同一地的军政大权。

    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