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

    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

    但历史却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总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

    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

    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位高权重。大明朝二百六十六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三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的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

    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三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十五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

    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

    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

    于是“高光”的他有很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

    二

    明朝笔记作家黄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实际上既不“富”也不“贵”，相反却很坏。

    王越，字世昌，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

    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那时生的根。

    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会试第三十三名，第二年过廷试，可坏运气也在这时候来了。

    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把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王越却不慌不忙，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张空白试卷，并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黄暐在《蓬轩杂记》中感叹:“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

    这运气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这超人的冷静，正是他后来官场生涯的伏笔。

    金榜题名后，王越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景泰二年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穷、险。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银子。不过权力却很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后果就有可能是严重的，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即被贬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是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恐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

    王越到陕西就任一年，倒也风平浪静，无政绩也无过错，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年岁月，对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梦余录》记载，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并解释说，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

    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那么在陕西的一年，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金戈铁马入梦来的图景。

     一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

    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要比陕西好得多，对于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在去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的投诉信几箩筐，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

    涉嫌的官员，有县令、知府、布政使等，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

    此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从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祸首—大太监王振下手。

    王振早在土木堡之败时就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得一一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