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平庐影谱》称：“温有七杨门，姓别为村，董氏居其一。”据传，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辽入侵宋境（今山西省与河南省交界处），宋真宗派杨家将驻守于此。杨门诸将分据各点，安营扎寨，故曰杨门。除董杨门外，还有卜杨门、郑杨门等等，七杨门皆属林肇乡。

　　我们首先进入卜杨门村，也就是卜商卜子夏的故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说：“卜商，字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王师。”正是这位子夏，“序《诗》传《易》”，在纷纷扰扰的春秋时代，将孔子的学说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而像李悝、吴起等兵学名家，据说都是子夏的弟子。

　　再往北行，就是董杨门村。当我们向一位村民问起“董作宾先生纪念馆”时，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满脸笑意，带我们来到街心一座高门大院前，指着它说：“这就是纪念馆。

    ”“纪念馆”中空无物故居亦欲变“新居”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门楼正中“董氏祠堂”的匾额，不禁呆了一呆。大门上了锁，门楼下一群人正在打牌，看到我们几个人到来，人群“哄”地散开了。指点我们的村民赶快给我们解释说，这里本来是做“董作宾先生纪念馆”的，但后来因为董氏族人不太愿意捐助，只好把这里变成了“董氏祠堂”。

　　管理这个“董氏祠堂”的人名叫董俐，见我们来采访，很是兴奋，他说自己正准备为董先生的110周年诞辰纪念做些什么，我们的采访真是太及时了。看着打开门后空荡荡的三间祠堂，我很为所谓“纪念馆”名不副实而愤懑，仿佛自己受到了愚弄。

　　董俐对我说，本来屋内墙上张挂着一些自己搜集到的关于董作宾的纪念品，但由于这里经常没人，害怕被人偷盗或破坏，他最后还是把那些东西都放在家里了。

　　我们在董俐的带领下，来到董氏故居。这个故居已经被分成两家，一边盖起了新房，另一边仍是小小的院落，已很破败，里面的四合院中有狭窄的天井。穿过天井，来到前院，据称是“可荫半亩”的皂荚树早已不见踪迹，只留下一堆砖头瓦块和半院子的荆棘灌木，荒凉的感觉油然而生。

　　在董俐家中，我看到了“董作宾纪念馆”的藏品，全是董作宾及相关作品的复制品或拓片之类，没有所谓真本、手迹等等。看得出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董俐的个人爱好，自己收集整理的。

　　走在董杨门村的大街上，时常可以看到村民门口龙飞凤舞的大对联，书体不同，风格各异，有许多还颇有味道，令人赞叹。董俐本人也颇好书法，也许是受董作宾的影响，他特别喜欢甲骨书体，他的几幅作品亦颇见功力。看来，长秀说这里文化气息浓郁，确不为过。

    分期断代划时代护送国宝沥心血

　　董作宾将殷墟科学发掘所得有字甲骨辑为《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甲编》收录甲骨文3938片，《乙编》收录9105片，总计13043片，囊括了全部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精华。

　　因为上海、香港接连沦陷，《殷墟文字甲编》的出版两次夭折。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历尽波折的《殷墟文字甲编》终于问世。殷墟发掘的出土的甲骨文，早已成为众所瞩目的研究资料，而早已声言出版的《殷墟文字甲编》，从1936年开始印刷，一直“拖”到1948年，才与世人相见，于是就有人指责董作宾等发掘者欲将此“秘藏椟中”，仅供自己研究，成为个人专利。还有人批评董作宾等人“包而不办”，办事拖沓，不负责任等，宽容的董作宾并未以种种理由反驳，而是矢志不移地为《殷墟文字甲编》的出版奔波操劳，终于以此书的问世应答了来自各方的责难。他在《殷墟文字甲编》的自序中，实事求是地道出了苦衷，他相信事实可以将一切流言扫清。

　　李济在《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中说：“我看过能像董作宾先生这样寻问题寻得紧，抓题目抓得牢，又能想办法去解决他所抓问题的人很少。”他举例子说，董作宾在北京的时候，常到药铺里买龟版，试验钻灼的过程。有一天，董作宾问李济：“卜卦的卜字声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拿一块钻凿好的龟版，用香在钻痕旁烧灼，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爆炸，声音就像“卜”，再看龟背，已出现“听到了”的“卜”形裂痕。董作宾解释说，“卜”的原始字形，完全是摹写钻灼的兆象。

　　由于亲自参加殷墟科学发掘的实践，董作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加上这种亲力亲为的试验方法及广泛系联的思维模式，使他在甲骨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3年他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提出了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学说，这是他对甲骨学研究最大的贡献。他用十项标准把原来混沌一团、时间长达270余年的殷墟甲骨分为盘庚至帝辛前后五期，从而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史料价值，有力地推动了殷商历史的研究，并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如今当代学者在甲骨的分期断代方面又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这大抵也是在董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1934年开始至1943年，董作宾先生还进行了我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用十年的工夫完成了鸿篇巨制《殷历谱》。他提出了自己解决殷周年年代问题的重要学说。此外，董作宾对甲骨学的自身规律诸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缀合与复原、辨假识伪等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前，董作宾在南京，后“抗战军兴，史语所迁长沙，再迁桂林”。1938年，史语所由桂林取道越南，迁至昆明。这一段历程，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国宝》。

　　董作宾等人在抗战的艰苦日子里，辗转南北，颠沛流离，保护着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珍贵甲骨，历尽劫难，纵贯半个中国，终使“国宝”平安。1948年，国民党溃退，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董作宾与李济等人护送甲骨到达台湾，其中的艰辛与酸涩，又如何言说？

    十年神交始相见诗文相和佳话传

　　“堂堂堂堂，郭董罗王”，指的是四位著名的甲骨学大师级人物，他们是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四人都为甲骨学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不朽贡献。四人中，罗振玉与王国维是师生关系，而董作宾也曾于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随王国维学习古文字学，与王国维也属师生关系。郭沫若则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蛰居日本千叶县，开始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罗振玉作古之后，“甲骨四堂”中仅余董、郭二人，但二人交好与交恶的过程耐人寻味。

　　1942年是我国抗战最艰苦的日子，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四川宜宾南溪镇李庄栗峰山村。有一次，董作宾专程到重庆拜访郭沫若，神交多年的两人始得会面。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长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郭沫若当即设宴款待董作宾，宴后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

　　帝乙帝辛费考量。

　　万嘴千牛推索遍，

　　独君功力迈观堂。

　　后来，董作宾先生作《跋鼎堂作绝句》，盛赞二人之间的友谊，并称：“昔疑古玄同（即钱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即唐兰）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建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董先生长叹一声，而我写到此时也“一声叹息”，若是二位大师能够皆如此时之恭谦礼让，也可为甲骨学史平添一段佳话。只是时空变换，人间沧桑，世事又怎能皆如人愿？

    交恶何曾为政见书生重名惜羽毛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批院士，这是当时科学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考古界占了四名。顺序是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与李济一直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横贯多学科、才华横溢的才子，在考古学上的学识造诣也是很高的。虽不似前三位从事过田野发掘工作，但考古院士应有其一席。

　　他写信给胡适说：“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事早想托您。”要把位置让给郭沫若。

　　自古文人相轻，或者说学人对“名”都看得很重，郭沫若对排名在董作宾、李济等人之后，而且还是被人争取得来，相当不满。他给中央研究院院士杨树达写信说：“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如果郭沫若一贯不认可董作宾，也就算了，那只能说明董作宾宽宏大量，或者说郭沫若坚持原则。可惜杨先生记忆力很好，马上想起：“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向上追溯到1929年年底，当时董作宾、李济在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语所，恳求一观全份拓片，以为参考。

　　经傅斯年和董作宾同意，并同情郭沫若（当时郭沫若正受到通缉）的处境，以最快速度将全份拓片寄去，并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谨慎处之。郭沫若收到后立即私自将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并在已交付印刷后才告之史语所。董作宾、李济等颇为尴尬，考虑到他是在研究学问，只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告诉郭沫若，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1948年年底，董作宾来到台湾，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大学教授。郭沫若北上北平，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一湾浅浅的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交流，似乎也将两人隔成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