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计算量实在太大了,他常常抓住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董作宾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他就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久而久之,史语所的年轻人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老天爷”安排的活儿,年轻人自然乐于从命,大家常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石璋如回忆说,当时“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史语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
流亡生活无比艰苦,尤其到李庄后,物价飞涨,米面等涨七八倍,布匹涨八九倍,做新衣服已成奢望,能顾住肚子已非易事,谁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鱼),都会成为重大新闻。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满脸菜色。
这些满脸菜色的人,工作却仍繁重。史语所南迁时,大批殷墟发掘资料尚未整理完毕,匆忙装箱运走。在昆明安定下来,他们就开始整理这些珍贵的文物。
离开南京时,甲骨是被精心放置在纸盒中然后放入木箱的,此时开箱,却让他们欲哭无泪——数年潮湿,万里震荡,甲骨已破损混杂,面目全非。
艰难的整理工作持续了一年多。高去寻、胡厚宣负责清理编号,杨若芝小姐拓片,最后交由董作宾摹写。这四人工作小组,日夜工作,每晚工作到十点,有字的残片基本被整理出来。1936年,董作宾已将前期发掘甲骨精华变为《殷墟文字甲编》,此时开始着手编录《殷墟文字乙编》的工作。
从1940年起,董作宾又开始代理史语所所务。抗战爆发后,傅斯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参政议政上,他高洁的人格、激烈的爱国情怀,深得各界推崇,被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为了说话的自由和说话的分量,他拒绝蒋介石请他当国府委员的邀约,并力劝胡适不要当官:“他们要你当官,不过是想在大粪堆上插朵花。”后来他以贪腐问题,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拉下马,成为著名的“大炮”。因无暇分身,他将所务委托董作宾代理。
所以,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董作宾是行政、科研“双肩挑”。不过,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研究的质量,他的办法是白天办公,晚上“干活”。
美术史家、辉县人李霖灿曾近距离感受过董作宾的勤奋。李霖灿刚结束云南民族艺术调查时,曾借居在董作宾书房。在玉龙雪山山居四年,他养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每到黄昏,头一碰枕头即坠入“黑甜乡中”,等到睁眼已是朝霞满天。
一天夜里,李霖灿罕见地凌晨两点醒来,只见一盏煤油灯下,董作宾正伏案疾书,蓬乱的头发、着长袍的身体,在墙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剪影。他才知道,董作宾的皇皇巨著,都是这样完成的。
董作宾那盏煤油灯,在当时是奢侈品,那时一般用的都是桐油、菜油灯。那盏灯是傅斯年特意从重庆带来,附带一桶煤油、一个“美丽”的玻璃罩,让董作宾拥有了方圆十几里最亮的一盏灯。
正是在这盏灯下,董作宾完成了《殷历谱》。李济曾评价董作宾的这本巨著:“其目的是用科学分析把数量惊人的甲骨材料和现代日期联系起来,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成就的代表。”
甲骨文书法:太平洋送到大西洋
抗战期间,董作宾对甲骨文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即对写甲骨文书法感兴趣,不过写的不多。1938年到昆明后,闲暇时常借此自娱,撰写对联,临摹殷墟文字精华,常把写好的东西送给来访的朋友,也为写《殷历谱》请教高明广结善缘。
甲骨文书法,是中国书法中稀有而独特的品种。甲骨文出现晚,辨识难,能用的字仅1000多个,所以书家很少。最早是罗振玉等人偶尔写甲骨文条幅或对联,但用笔却是小篆特点。而董作宾自幼醉心篆刻,对契刻文字别有心得,参加殷墟发掘后,又见到大量甲骨文原版,由于工作需要,他常年大量摹写甲骨文字,积淀极其丰厚,因此对甲骨文的风格特点体会最为真切。他的甲骨文书法,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具有深邃的功力。
书法极好,学术成就又高,董作宾书名甚盛。不过当时他的书法并不难得,他平日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送给朋友及学生们。他时常应别人要求,用甲骨文写诗词,则附上释文。有人认为这么写失去了甲骨文的古意,于右任却很了解董作宾:“彦堂这样写,是为甲骨文作宣传的。”
1947年,董作宾应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在美国住了两年,到处游历,留下大量甲骨文书法。在美国,宣纸装裱不易,他就买来各种颜色的图画纸和金银色广告纸,裁成各种尺寸,用各种颜色的画料书写,配上镜框,成为一种装饰品。每逢朋友来访,就以此馈赠,逢婚寿庆典也带着作为礼品。
胡适在美国游历时,曾感叹:“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在他的《董作宾先生访美记略》中说道:“此(胡适之言)乃实情,并非过甚其词。”
董作宾写甲骨文却并不是只为宣传,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种古老文字的热爱。他曾写道:“本来,世界上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后来,西方的文字完全变为‘音符’,用以拼音,已失去图画的意义;中国的文字,在3000年前的殷代,也已由图画变为符号,把‘音符’和‘意符’同时保存。这种符号,完全用线条书写,呈现出刚健与柔媚等不同姿态,每个字结构都不一样,一些象形字更接近大写意的原始图画,看起来非常美观,写起来就特别表现出书法的美。”
“甲骨文本身,有过273年的历史,它的书契有肥、有瘦、有方、有圆,或是劲峭刚健,具顽廉懦立的精神,或是婀娜多姿,有潇洒飘逸的感觉。殷代中兴名王武丁时代的书契文字,气魄宏放,技术娴练,字里行间,充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非其他王朝所能比拟。所以我喜欢写这一派。”
后来董作宾到香港、台湾,继续他杰出的研究工作,写出《西周年历谱》、《殷墟文字乙编》、《中国年历总谱》、《中国上古史年代》等著作。业余时间仍喜甲骨文书法,对朋友们有求必应。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谭旦冏在《永远怀念彦老》中说,“彦老(董作宾的尊称)常工作至深夜,我们都劝他何必自苦,他却反以为乐。对于‘文债’或‘字债’,他是有求必应,既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拖延时日。他的身心,就是因为‘有求必应’的关系,衰老得比别人较快较早。在我们这群朋友中,总嫌他走得太早一点,不像乐天知命的人所应走的时候。”
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病逝于台北。终年69岁。(全文完)□首席记者姚伟通讯员饶海虹文图【原标题:董作宾:一盏煤油灯照亮《殷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