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小屯时，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回到开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写发掘报告和《新获卜辞写本》，李济曾称赞这些论著“为我们在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借“大龟四版”成为甲骨学宗师

　　殷墟第一次发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为，即广揽英才，扩大考古组规模，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等先后进入该组。

　　李济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和人类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被傅斯年聘为考古组主任，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长为世界级大学者，有人尊其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师大，与董作宾是私塾同学、莫逆之交。他协助董作宾进行殷墟第一次发掘后，爱上了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研究遗址层位关系和平面分布情况。他后来成就粲然，成为著名考古学家。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之弟，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是史语所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专业培训的大将。在殷墟西北冈发掘中，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除这几位外，史语所考古组还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大多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终也都成长为杰出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发掘，发掘内容从单纯的挖甲骨，发展到对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遗址的科学发掘，收获十分丰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第二次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曾有一个“君子协定”：发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宾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济研究。15次发掘共获2万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等珍品。这些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绝对排除了伪片。借助这些珍贵的资料，董作宾写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等名作，成长为一代甲骨学宗师。记者姚伟通讯员饶海虹文图【原标题：最草根大学者董作宾：挖下殷墟考古第一铲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