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庄园内的马吉森故居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无限感慨。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1894年、1895年那段岁月陌生而隐含耻辱，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回避，不愿提及。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巨大的耻辱和痛苦从天而降，如尖刀割心，根本无法回避。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带给古老中国的震撼，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中国数千年累积起来的文化自信，因此突然崩溃，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心态仍从容淡定，“对自己的传统抱有希望，至少在民族自尊还能维持的情况下，他们还希望以先王之旧法开后世之新政”，所谓“西学中源”、“中体西用”，都是这种文化心态的体现。

　　即便已意识到中国危机的士人，也仍然有着很强的文化自信心。曾纪泽曾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虽然也用一个“睡”字承认中国面临的危机，但又列举了中国购买战舰、修筑炮台、保卫属国、抵抗外敌等事情，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在西洋的刺激下苏醒过来，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和大国。

　　但如葛兆光所论，甲午战争过后，这种从容和自信崩溃了。1894年，一向自居天朝大国的大清，被“蕞尔小邦”打败了，1895年，不得不向“倭人”割地赔款。在此之前，中国士人很少把日本放在眼里，甚至有些无端的鄙夷，在历史记忆里，“岛国虾夷”来中国都是纳贡和学习的。但这次却被打败了，败得很惨，签订的条约更是极其屈辱。过去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屈辱条约，不过赔千余万、增加几个通商口岸，这次却要赔2.3亿两白银，更要割去台湾。

　　听到这一消息，张謇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马关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听到这一消息，翁同“涕泗横集”，以致在皇帝面前异常激动，与大臣争得“大龃龉”。

　　即便光绪皇帝，也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愤然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在那一刻，几乎所有关心时事的中国人，都被忧郁愤激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深深刺痛。

　　“不变法不能救中国”，也就是那一刻，极度震惊后的中国人，突然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信心，学习西方、革除积弊，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对于马丕瑶来说，1895年也是极其痛苦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东，他当即上《力阻和议折》，请求废约抗战，并“将李鸿章发交刑狱”。随后，他又多次上书，提出“言路宜广开”、“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等十条变法措施。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马丕瑶在愤懑郁积中死去，遗体被护送回安阳老家安葬。

　　马丕瑶的死，对安阳西蒋村的马氏家族无疑是天大的事，这个僻处中原腹地的家族，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甲午之变。此后，马丕瑶的子女兴办实业，捐助教育，成为河南最先走出旧传统、寻找新方向的家族之一。

　　【马丕瑶临终上“十策”】

　　1895年9月，《马关条约》签订四个多月后，马丕瑶死于广东巡抚任上。关于马丕瑶的死因，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病卒”，二是“忧愤国事而卒”，三是被人暗杀。

　　暗杀之说，出自《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当时广东好赌成风，赌馆林立，因此引起的抢劫盗窃、斗殴伤人案件层出不穷。当地官府不思禁赌，反而征收赌馆四成收入，默许其存在发展。马丕瑶到任后，一方面整顿海防，防范近在澎湖列岛的倭寇军舰，另一方面大力禁赌，取消政府征赌税的老办法，推出惩治赌博“八规”，震动全省，一时赌风尽敛。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马丕瑶禁赌甚严，既得利益者对他十分仇视，“阴使人以麦冬滤汁，澄清后煮饭令食。麦冬，凉物也，马又年老，迟之又久，遂患瘫软，未几卒矣”。

　　“病卒”之说，出自马丕瑶临终《遗折》。马丕瑶自述，他“体素充强”，在州县任职时，凡事亲历亲为，“风雨寒暑，罔敢即安，以致气血渐亏，为寒所中，遂有奔豚（古病名，发作时腹部绞痛，下腹气上冲胸部，直达咽喉）之证。”而此次因感冒“触发旧疾”，医治无效而生命衰竭。

　　不管马丕瑶死因如何，忧愤国事、心情郁结，无疑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马丕瑶生前的几个月，“博采舆论”，苦苦思索中国的问题和出路，1895年6月，他上书皇帝，将自己思考的成果总结为“自强十策”，即“圣学宜懋修”、“民心宜固结”、“言路宜广开”、“政务宜崇实”、“疆吏宜慎择”、“将才宜豫储”、“水师宜巡洋”、“陆师宜精练”、“使臣宜博访”、“华商宜保护”等。

　　马丕瑶仍将坚持传统“圣学”放在“自强”的首要地位，但总的来说，他的“十策”相当开明和务实。如“言路宜广开”之策，他建议中国广开报馆，不仅可以使人知道“各国新闻”，“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时如指掌”，而且还能实行舆论监督，“使内外臣工，群畏清议，贪酷之风，赖以稍戢”。

　　再如“华商宜保护”之策，认为“商富则国用亦富，商远则国威亦远。”主张进行正常的对外贸易，要求保护华商，特别是国外华商。当时国外华商人数众多，但时常受制于外人，忍受欺凌。因此，应“援请公法声明各国通例,照会外部各处均设华商馆领事，令使臣加意保护”。对国内商业，他认为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必深入内地，如果不尽快发展商业，华商将无立足之地，只能“坐视民穷财竭莫可知何”。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靠才干从县令干到巡抚的官员，马丕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