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氏“寡妇院”，前面小院已被毁，现仅存后面天井院。翻拍于中华所存资料图片

　　尉氏宾馆院内，青砖灰瓦的两层楼房，组合成一座四合院落，看上去庄重典雅，比周围贴着白瓷砖的现代建筑有气质多了。

　　从高处俯视，这个四合院让人感觉不免有些封闭压抑，但当进入院内天井，却又感到几许安稳通透。

　　这个院子，是刘青霞兴建的师古堂的一部分。师古堂原是一座奢华、雄伟的大型四合式建筑群，有房屋三百多间，现存建筑是其东北角的一个天井院，有房三十多间，尉氏民间称其为“寡妇院”。

　　我们原本认为，“寡妇院”是因为刘青霞是寡妇而得名，经文史专家、刘青霞研究者于中华介绍，才知道这名字另有来历。该四合院南边，原本附有一个小院，当年刘青霞曾安排30多个刘氏家族的寡妇居住。“这些寡妇大部分是20多岁，甚至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于中华说，“刘家人有钱，不少人娶好几个小妾。男人活着的时候，这些小妾就是大老婆的眼中钉，等男人死了，有孩子的还好些，没生育过的处境非常凄惨，为了颜面，刘家绝对不允许她们改嫁，留在家里则受尽屈辱。刘青霞深知她们的处境，就将家族内的寡妇都安排在师古堂的这处院落，尽可能地照顾好她们。”

　　这件事，仅是刘青霞众多侠义之举中的一件。丈夫去世后，刘青霞开始出面管理家里的财产，表现出过人的才干，在家庭刚刚经历重大变故后，迅速稳住了局面，“执事者二三百人听指挥焉”，此后，她勤勉持家，善于理财，“凡属青霞所管理者，皆有盈无亏”。勤勉的刘青霞不贪图享受，自奉甚俭，但凡需仗义疏财之时，每每慷慨出手，不做“守财之奴”。

　　婆母去世时，适逢尉氏大灾，她借婆母葬礼，舍饭一月。每天备大量馒头、粥饭，只需在婆母灵位前燃一两支香、烧一两张黄表纸，即可随意用餐，此举救活了不少灾民。

　　尉氏通往开封的官道要经过贾鲁河，河上桥被冲毁，行人过往十分不便，刘青霞捐出7000两银子，修筑了一座坚实漂亮的大石桥。

　　自丈夫去世后，部分谋夺财产而不得的族人对刘青霞百般攻击，甚至谩骂、侮辱，使她痛苦万分，倍感艰难。为了争取舆论、赢得一般族人的支持，刘青霞对家族事务多有襄助。她独自出资4万两银子，在刘氏发迹地大桥村兴建刘氏祠堂，买地十五顷设立“刘氏义庄”，凡六十岁以上的族人，每月可从义庄支领小麦三斗（约合75斤），并在义庄附设义学一所，刘姓子弟均可免费入学。

　　1905年科举废除后，全国各地兴起办新式学堂之风，刘青霞意识到新式教育的重要，大举出资助学，捐助尉氏高等小学堂3000两、开封女学堂3000两、中州公学1000两，尤其大手笔捐助北京豫学堂3万两，赢得了省内外的交口称赞。乐善好施的刘青霞声望日增，光绪皇帝降旨诰封她为“一品命妇”。

　　到此为止，刘青霞所有义举尚未超出乐善好施的传统范畴。随后的一次日本之行，刘青霞的生命轨迹出现重大转折，这位出身名门的“一品命妇”迅速转型为革命事业的捐助者。

　　【留日学生开启生命之窗】

　　“一品命妇刘马氏，系本籍绅士、翰林院侍读马太史吉樟之妹，而已故山西试用道刘观察德煦之妻也。热心学务，考求实业。兹拟携子候选主事刘鼎元前赴东洋，调查女学堂及各项实业、学堂规则。由其兄马侍读具呈学部请转咨外务部发给护照。并咨外务部发给护照。并咨照出使日本杨大臣一体保护，俾得从容考察云。”

　　这是1907年《河南官报》的一则消息。在当时，“一品命妇”刘青霞出国考察，算得上河南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这次赴日考察，已经酝酿了一年有余。1906年初，刘青霞家来了几位不寻常的客人，这是四位留学日本的河南学生，其中一位是刘氏族人刘恒泰，按辈分，他是刘青霞的侄孙。刘青霞乐善好施、热心助学的名声广为传扬，深为时人感佩。留日学生张钟端、潘培祖等闻其大名，利用回国省亲之机，经刘恒泰引荐，专程前来拜访刘青霞。

　　四位留学生中，张钟端、潘培祖都是同盟会员，张钟端更是日后河南辛亥起义领袖。在刘家，张钟端等谈及清廷腐败、外强入侵及日本明治维新、女子教育等情况，鼓动刘青霞亲赴日本，考察学务、实业发展状况，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对国计民生有更大的作为。

　　张钟端等人的到来，如同给刘青霞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使她倍感新奇，后来她回忆说，“青霞自游学以来，当与学界接洽，其有出类拔萃之士，甚至引为同志欢若平生”。刘青霞素有侠义之心，出于对这些青年才俊的赞赏，与第一次谋面的张钟端等人，已结下“欢若平生”的同志之谊，救国济世的共同理想，使他们此后肝胆相照，共谋大业。

　　与张钟端等人畅谈之后，刘青霞萌生赴日开阔眼界、考察女学和实业的强烈愿望。恰好这年4月，清政府学部上奏，请“从翰林院中遴选志趣正大、学问优长并愿意出洋考察者赴日”，刘青霞的二哥马吉樟被选中，她听到消息，便请二哥代为申请护照，经由官方途径办理赴日考察手续。

　　官方手续十分迟缓，到第二年才得以成行，刘青霞次年携子随兄一起前往东瀛游历考察。

　　此时正当留日高潮，中国留日学生有七八千人之多，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

　　据著名近现代思想史学者、洛阳师院副院长张宝明介绍，近代中国留学目的地最初是欧美，甲午战争后留学热点逐渐转向日本。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不少知识分子急于了解日本速强的原因，一些重量级的大臣也希望借鉴日本经验，他们看到了留日的诸多优势，欲以日本为媒介学习欧美，如张之洞、刘坤一曾上奏说：“奖劝游学……以日本为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国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这基本说出了留日的好处。

　　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留日热迅速升温。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仅13人，两年后增加到77人，以后逐渐上升到数百人、上千人，到1905年，废除科举，转由留学生中招考人才、授予功名，而倡办新学却缺乏师资，凡此种种，使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曾惊叹，认为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入同盟会共匡国难】

　　刘青霞一到日本，便受到了河南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当时河南留日学生集资创办有《豫报》，有人以“古中原夷”的笔名，在该报发表《捐巨资兴学之可嘉》，盛赞捐资办学的刘青霞和温县人原邦用，认为“这等热心识时、慨捐以救祖国的人，在我们河南很为难得了”。因这篇文章，刘青霞其人其事在河南旅日学生中广为人知。因此，刘青霞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