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统一中国选择了最为简捷的途径。
其次,疑人照用的智者之心。
中国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用人者常说,意在传达对被使用者十分信任的态度;被使用者常说,或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发泄不被信任的牢骚。准确地说,使用人而不疑人必是弱智,头脑正常的用人者,都应知人之长而用其所长,又知其缺陷而提防缺陷的恶性发作,这才是英明的用人之道,司马昭正是这类人物的佼佼者。
先取西蜀的战略已决,司马昭欲任用钟会统率主力,西曹属邵悌劝阻道:“你怎么让钟会率10万之众去伐蜀汉?这个人是不能单独外派担负重任的!”司马昭说:“我难道不知此人?蜀汉不断地北侵,使天下民众难以安身,今灭蜀易如反掌,而众人都说不能讨伐。人心犹豫胆怯时,既缺乏智慧又缺乏勇气,智勇全失之人勉强派出,则只会变成敌方俘虏。钟会与我的主张相同,今派他去,灭蜀无疑。灭蜀之后,你顾虑的那类事,他一件都办不成。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再战,亡国之人不可能复谋自主,皆因胆都吓破的缘故。蜀汉灭亡后,刘氏遗民震惊恐慌,钟会已不能利用;中原将士胜后思归的心情迫切,不会与钟会同心谋逆。他若作恶,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
启用钟会担任主将,是司马昭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选择,这不只是因钟会伐蜀的表态踊跃,更因其军事才能。不夸张地说,三国后期的将才中,钟会是屈指可数的。他是东汉末年太傅钟繇的儿子,5岁时被中护军蒋济见了,就赞其“非常人也”。及长,“有才数技艺而博学”,司马师东征平定毌丘俭叛乱,钟会就参与了最高的军事指挥。司马昭弟承兄业后,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帷幄谋士,漂亮的寿春平叛之役,钟会的计谋最多,因此他特别受司马昭器重。
任命钟会的同时,又任命了反对伐蜀的邓艾,令其率偏师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牵制姜维,这似乎与司马昭、邵悌的谈话内容相抵触。其实不然,一方面,邓艾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且与姜维长期作战,熟悉对方;另一方面,沓中北边正是邓艾的防区,无须做大的调整就可使用;第三方面牵制是守势作战,无须去冒险犯难长途奔袭。
果如司马昭所料,灭蜀之战易如反掌,无激烈可陈。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率百官开门投降,灭蜀之战宣告结束。灭蜀的胜利,不仅是曹魏政权的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昭知人善任的胜利,是敢用疑人的智者之心的流播。
最后,表现在其政治斗争上的驾轻就熟。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至于诱导犯罪,然后捕杀者则是袅雄。从成都传来捷报时,司马昭不愿看到钟会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以上善若水的胸怀,极力制止其做灭族蠢事,其用心可谓仁厚。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请旨封钟会为司徒,赠爵县侯,增采邑之地万户人口,还将其二子封为亭侯,采邑各千户。同时写信给钟会:“我担心邓艾不肯服罪,特派遣贾充率领万余轻骑入斜谷,屯乐城;我自领10万大军驻扎长安,咱们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这封措词亲切委婉、开诚布公的书信绝妙至极,堪称政治斗争中的书信经典。分明是断绝钟会掠取关中的后路,拉开准备决战的架势,以此警告钟会不要心怀二志轻举妄动,但是,却又不予以点破,给对方留下改弦更张的机会和重新见面、和舟共济的余地。由此,司马昭不仅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现出宽厚聪敏的仁智之心。
按说,贾充、司马昭两支军队已经扼住了钟会叛变的咽喉,钟会如果谋反,必然成为瓮中之鳖。他唯一的出路,是让叛变阴谋胎死腹中,保全大节班师返回。然而钟会不作此想,反而加速了叛变进程:“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事实正如司马昭预料的那样,钟会谋反后,不仅魏军反对,连蜀汉降官降将及士兵也不支持。兵变发生后不久,钟会及其亲兵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艰难中的残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皇权与军权分置的事实已无法弥合,只能酝酿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统一。曹髦对大权旁落忧心忡忡,诚如《晋书·文帝》记载:曹髦以为,司马氏父兄三世在中枢掌握实权,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担心将来被废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马昭为丞相,封爵晋公,加赐九锡(专制社会中,皇帝对大臣封官加爵到无以复加而又不得不笼络时候,就赐给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等九种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着夺回权力的准备。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掌握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中经司马师巩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昭弟袭兄职,司马氏在军队和政权中的基础已相当稳固,即便皇宫也在其掌控之中。这时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无兵将内无臣宰的光杆司令,他能做什么准备?无奈而又焦躁中,他召来自认为可靠但手无权柄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四人一起密谋,他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段话,前一句是情绪话,后一句是牛皮话,合四人之力,不过是羊入虎口耳。
王经倒冷静,列举了春秋时代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擅权,轻率地发兵,结果成为亡国之君的历史,劝阻曹髦忍一时之愤,静待时机。然而,激愤中的曹髦听不进去,竟从怀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密诏掷到地上,大耍皇帝脾气说:“这个决定不能更改,即便是赴死,有何畏俱?何况未必就是死!”
秘密会议一开过,王业、王沈就向司马昭告密了。在不知彼亦不自知的状况下,曹髦率领皇宫僮仆数百人,鼓噪呐喊着向大将军府杀去。中护军贾充率兵迎击,战场在皇宫南门前摆开,曹髦持剑亲自冲锋。太子舍人成济早已投靠司马昭,见部众慑于皇帝的威严欲后退时,转头问贾充:“形势已十分危急,您说咋办?”贾充纵容道:“原养你们,正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成济是个只知有上级,不知有法纪的二百五,一听贾充放了口,立即拿鸡毛当令箭,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将曹髦戳得前胸透后背,一场宫廷政变遂落下帷幕。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皇帝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民心的依附,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不是想杀就可以杀的。然而,这一非常事件毕竟发生了,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善后。从个人利益分析,天子亲自向自己杀来,君臣矛盾已成水火,生死决于瞬息之间,若无人刺杀气势汹汹的曹髦,自己则必死无疑。但是,国内臣民受忠君思想的熏陶十分久远,弑君是对民心的挑衅,又是十恶不赦的首罪,处理不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内乱,自己也会成为首恶而遭到全国讨伐。内乱已令人担忧,更加之尚有东吴、西蜀两个外敌,他们会乘机兴兵犯境,造成内乱外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