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为统一中国选择了最为简捷的途径。

其次，疑人照用的智者之心。

中国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训，用人者常说，意在传达对被使用者十分信任的态度；被使用者常说，或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发泄不被信任的牢骚。准确地说，使用人而不疑人必是弱智，头脑正常的用人者，都应知人之长而用其所长，又知其缺陷而提防缺陷的恶性发作，这才是英明的用人之道，司马昭正是这类人物的佼佼者。

先取西蜀的战略已决，司马昭欲任用钟会统率主力，西曹属邵悌劝阻道：“你怎么让钟会率10万之众去伐蜀汉？这个人是不能单独外派担负重任的！”司马昭说：“我难道不知此人？蜀汉不断地北侵，使天下民众难以安身，今灭蜀易如反掌，而众人都说不能讨伐。人心犹豫胆怯时，既缺乏智慧又缺乏勇气，智勇全失之人勉强派出，则只会变成敌方俘虏。钟会与我的主张相同，今派他去，灭蜀无疑。灭蜀之后，你顾虑的那类事，他一件都办不成。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再战，亡国之人不可能复谋自主，皆因胆都吓破的缘故。蜀汉灭亡后，刘氏遗民震惊恐慌，钟会已不能利用；中原将士胜后思归的心情迫切，不会与钟会同心谋逆。他若作恶，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

启用钟会担任主将，是司马昭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选择，这不只是因钟会伐蜀的表态踊跃，更因其军事才能。不夸张地说，三国后期的将才中，钟会是屈指可数的。他是东汉末年太傅钟繇的儿子，5岁时被中护军蒋济见了，就赞其“非常人也”。及长，“有才数技艺而博学”，司马师东征平定毌丘俭叛乱，钟会就参与了最高的军事指挥。司马昭弟承兄业后，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帷幄谋士，漂亮的寿春平叛之役，钟会的计谋最多，因此他特别受司马昭器重。

任命钟会的同时，又任命了反对伐蜀的邓艾，令其率偏师在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牵制姜维，这似乎与司马昭、邵悌的谈话内容相抵触。其实不然，一方面，邓艾是不可多得的将才，且与姜维长期作战，熟悉对方；另一方面，沓中北边正是邓艾的防区，无须做大的调整就可使用；第三方面牵制是守势作战，无须去冒险犯难长途奔袭。

果如司马昭所料，灭蜀之战易如反掌，无激烈可陈。刘禅采纳谯周建议，率百官开门投降，灭蜀之战宣告结束。灭蜀的胜利，不仅是曹魏政权的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昭知人善任的胜利，是敢用疑人的智者之心的流播。

最后，表现在其政治斗争上的驾轻就熟。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至于诱导犯罪，然后捕杀者则是袅雄。从成都传来捷报时，司马昭不愿看到钟会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以上善若水的胸怀，极力制止其做灭族蠢事，其用心可谓仁厚。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请旨封钟会为司徒，赠爵县侯，增采邑之地万户人口，还将其二子封为亭侯，采邑各千户。同时写信给钟会：“我担心邓艾不肯服罪，特派遣贾充率领万余轻骑入斜谷，屯乐城；我自领10万大军驻扎长安，咱们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这封措词亲切委婉、开诚布公的书信绝妙至极，堪称政治斗争中的书信经典。分明是断绝钟会掠取关中的后路，拉开准备决战的架势，以此警告钟会不要心怀二志轻举妄动，但是，却又不予以点破，给对方留下改弦更张的机会和重新见面、和舟共济的余地。由此，司马昭不仅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现出宽厚聪敏的仁智之心。

按说，贾充、司马昭两支军队已经扼住了钟会叛变的咽喉，钟会如果谋反，必然成为瓮中之鳖。他唯一的出路，是让叛变阴谋胎死腹中，保全大节班师返回。然而钟会不作此想，反而加速了叛变进程：“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事实正如司马昭预料的那样，钟会谋反后，不仅魏军反对，连蜀汉降官降将及士兵也不支持。兵变发生后不久，钟会及其亲兵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艰难中的残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皇权与军权分置的事实已无法弥合，只能酝酿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统一。曹髦对大权旁落忧心忡忡，诚如《晋书·文帝》记载：曹髦以为，司马氏父兄三世在中枢掌握实权，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担心将来被废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马昭为丞相，封爵晋公，加赐九锡（专制社会中，皇帝对大臣封官加爵到无以复加而又不得不笼络时候，就赐给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等九种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着夺回权力的准备。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掌握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中经司马师巩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昭弟袭兄职，司马氏在军队和政权中的基础已相当稳固，即便皇宫也在其掌控之中。这时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无兵将内无臣宰的光杆司令，他能做什么准备？无奈而又焦躁中，他召来自认为可靠但手无权柄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四人一起密谋，他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段话，前一句是情绪话，后一句是牛皮话，合四人之力，不过是羊入虎口耳。

王经倒冷静，列举了春秋时代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擅权，轻率地发兵，结果成为亡国之君的历史，劝阻曹髦忍一时之愤，静待时机。然而，激愤中的曹髦听不进去，竟从怀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密诏掷到地上，大耍皇帝脾气说：“这个决定不能更改，即便是赴死，有何畏俱？何况未必就是死！”

秘密会议一开过，王业、王沈就向司马昭告密了。在不知彼亦不自知的状况下，曹髦率领皇宫僮仆数百人，鼓噪呐喊着向大将军府杀去。中护军贾充率兵迎击，战场在皇宫南门前摆开，曹髦持剑亲自冲锋。太子舍人成济早已投靠司马昭，见部众慑于皇帝的威严欲后退时，转头问贾充：“形势已十分危急，您说咋办？”贾充纵容道：“原养你们，正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成济是个只知有上级，不知有法纪的二百五，一听贾充放了口，立即拿鸡毛当令箭，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将曹髦戳得前胸透后背，一场宫廷政变遂落下帷幕。

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皇帝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是民心的依附，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不是想杀就可以杀的。然而，这一非常事件毕竟发生了，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善后。从个人利益分析，天子亲自向自己杀来，君臣矛盾已成水火，生死决于瞬息之间，若无人刺杀气势汹汹的曹髦，自己则必死无疑。但是，国内臣民受忠君思想的熏陶十分久远，弑君是对民心的挑衅，又是十恶不赦的首罪，处理不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内乱，自己也会成为首恶而遭到全国讨伐。内乱已令人担忧，更加之尚有东吴、西蜀两个外敌，他们会乘机兴兵犯境，造成内乱外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