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以帝王是非为是非的思维习惯，因了皇帝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遂使司马昭三字成为野心家的代名词，并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遭受世世代代的口唾鞭挞。可是，这样一句标签脸谱式判词真能概括“司马昭之心”吗？

政权中的警惕之心

司马昭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据《晋书》追溯历史，他是五帝之一的高阳后代。在尊亲合一的制度下，自高阳之子重黎以降，历经唐尧、虞舜，直至夏、商、周几代，其当世祖都任职夏官，主管军政和军赋，周代改夏官为司马。周宣王时，司马程伯休父因平定徐方之功，遂被赐姓司马。

司马昭虽出身豪族，但却没有沾染纨绔子弟浮华奢侈的恶习，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积极进取的新兴力量。

在继任乃兄司马师的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多个要职后，司马昭已成为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皇帝曹髦虽拥有皇权，但仅是一面政治旗帜；司马昭拥有军权，自然拥有了行政权、财政权和官吏任免权。

在专制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有军权保证的皇权，才可以为所欲为。而失去了控制军权，必然会发生异化，倚天剑就有可能变成威胁皇权的屠龙刀。

曹魏政权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进入到这一不可逆转的轮回怪圈。魏明帝曹睿上台之后，大兴土木，直闹得农桑失时，民怨沸腾。齐王曹芳更是荒淫无道，竟让青年女子脱光衣服在宫中游戏，他与亲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群宿群奸；还像个地痞流氓，喜欢以弹弓打人，用烙铁烙劝谏的大臣……

继任者曹髦并不坏，喜欢读书，循规蹈矩，更有勤政的表现。然而从司马昭的角度观察，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宫廷不可预见的变数，会让军权掌控者夙夜难安，这有先例可以追寻。曹操有一次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不无情绪地说道：“如果您认为我能当皇帝，也值得辅佐，那您得客气一点儿；如果您认为我不能，就请您把我废掉。”曹操闻言大惊失色，一再地叩头并请求出宫。按照汉代的宫廷制度，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公）带兵进京朝觐皇帝，得由持刀武士挟着两臂。曹操出宫时，也有这样的“待遇”，联系到与皇帝的谈话，他吓得汗流浃背，面如死灰，自此后再也不敢请求朝觐。而之后的司马昭之父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剪除大将军曹爽、东吴孙峻发动宫廷政变屠杀诸葛恪并灭族等血淋淋的事实，都发生在司马昭掌权前后，他能不警惕吗？

诸葛诞（与诸葛亮是堂兄弟）在曹魏政权时期曾任过吏部郎，因平叛有功，被封为高平侯、征东大将军，成了独当东南藩屏的封疆大吏。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东吴兴兵夺取徐堨，魏吴之战已不可避免。以诸葛诞所部军力，完全有能力防御侵犯，然而他却向朝廷请求增10万大军防守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并请求临淮河修筑新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想乘机发展个人势力。考虑到他是资深望重的旧臣，司马昭决定软处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变，遂征调他回洛阳任司空一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对被剥夺兵权十分惶恐，怕回京后成为俎上鱼肉。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索性公开扯旗反叛，先发制人地攻陷扬州，刺杀牵制其手脚的刺史乐琳，收编淮南、淮北数县屯田官兵十余万和乐琳降兵四五万，囤积的粮食也足够一年之用，并派吴纲与东吴取得联系，遣送其子诸葛靓入吴为人质，以换取东吴的支持。东吴对这意想不到的有利形势欢喜若狂，立即派大将全怿、全端和降将唐咨等率大军北上，此前已经降吴的文钦也前往支援。

自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军事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以北，如若诸葛诞投降，东吴军事势力将扩张到淮河流域，魏国将没有稳定可言，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会使战争更加频繁。司马昭不能坐视叛乱的发生和东吴的强大，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未巩固，为避免远征东南时变生肘腋遭内外夹攻，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他请求傀儡皇帝曹髦与皇太后“御驾亲征”，把皇权监督在军权之下。

可以说，当皇权与军权相分离时，必然会构成无法调解的对峙。在今天来看，皇权与军权的激烈碰撞无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备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我们没必要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昭则必须时时警惕，这一非常之心也就构成了“司马昭之心”复杂的第一要素。

平叛中的仁爱之心

甘露二年七月，司马昭在充分准备后，率领青、徐、荆、豫及关中军队26万（号称50万），迅速推进到寿春并四面合围。当谋臣将领均主张急攻孤城、速战速决时，司马昭却说：“寿春城防坚固，兵力众多，急攻会带来巨大伤亡。若东吴从后边掩杀，我必将腹背受敌，这很危险。今三叛（诸葛诞、文钦、唐咨）聚集城内，已有了全歼的可能，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可坐取胜利。”在司马昭的安排下，魏军没有立即攻城，而是高垒深沟，依仗充足的人力物力，摆开了持久战架势，尽量将伤亡降低到最小程度。

围城是等待叛军的困急生变，军事重点则是打援，这是军事上的反客为主，主动权轻而易举地掌握于司马昭手中。诸葛诞被围之后日坐愁城，唯一的希望，是等待东吴援军。

然而东吴援军还没有等到，寿春城却因缺粮发生了内乱。先是文钦欲杀主张突围的将领蒋班、焦彝，导致二人率部出降；适逢其时，东吴将领全端之侄全仪带着母亲到寿春避祸，司马昭采纳钟会之计，伪作书信，使其兄弟五人畏惧于东吴的惩罚而率众出降，寿春城为之震动;文钦与诸葛诞本就不和，及至穷蹙时又相互倾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因意见不同，诸葛诞不顾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很不理智地杀了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为报父仇，立即率兵进攻诸葛诞，失败后出城投降了曹魏。

司马昭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开始攻城。当四面架云梯鼓噪着登城时，城内竟没有回击者!原来，诸葛诞见军心已散，大势已去，只好率亲兵突围，结果为胡奋所斩；唐咨、王祚及万余吴军也放下武器自缚投降，寿春平叛战至此结束。因畏威怀德，全怿、全端等东吴将领，在战后也率部投降魏国。

在如何处理东吴战俘时，司马昭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提出：“东吴降兵不会服从于魏国，更不会甘心为我们打仗，干脆全部坑杀了。”司马昭说：“不用那样，即便投降后再乘机逃回，正好让吴人看到我们的宽大为怀。”于是，将降兵统统带至三河就地安置。对追随诸葛诞叛变的各地将士、官员、文人等，只诛其首恶，其余一概赦免，不予追究。扬州平叛的善后处理，显示了司马昭在战争中的仁爱之心。

灭蜀中的仁智之心

平定诸葛诞叛乱之役，我们可窥见司马昭算无遗计的智者之心，而在灭蜀之战中，其智者之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完成了战略转变。

司马懿父子主政后，恢复了曹操、曹丕的守势战略，专注于东南战线。

公元259年，在扑灭诸葛诞叛乱六年之后，统一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司马昭欲主动出击消灭吴、蜀。关于先取哪里，其内部又生争执，谋臣、将领们受惰性思维的支配，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向东吴。司马昭力排众议，仔细分析道：“粗略地估算，如果先取东吴，必须打造战船，疏通水道，大致需要千余万人工；更何况，南方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