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冯从吾从心、性、理的关系上作了深入辨析。李维桢在《辨学录》序中说:“凡此皆起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为力辨也。”冯从吾正是站在正统儒家立场上力辨儒佛之心性论的。他认为,“吾儒日尽心知性,释亦曰明心见性,若相同而实相远。”孟子讲“尽心知性”,所尽之心,乃道德本心,所知之性,乃人之本性,即天德良知。孟子是以心善来论性善的,此性得之于天而存之于心,故善心即人性,心性是统一的。宋儒则将心、性与理相贯通,朱子认为,心与性、性与理既区别又联系,“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冯从吾所说与朱子相承,也认为尽心、尽性与穷理应该是统一的,讲性应该以理为宗。他说:“吾儒之学以理为宗,佛氏之学以了生死为宗”,认为“吾(儒)所云性乃义理之性,性善之性。”言性是从义理上说,所指即性善之性。他认为,佛教所说的性,是从“气质之性”上说,是“专以能知觉运动”而言的,即就“人欲”而言的。在冯从吾看来,释氏所说与告子的“生之谓性之性”相通,而丢了“理”这个本体。故其所明之心,乃是“人心”,所尽之“性”乃是丢掉了“理”的“知觉”之性。这样,佛教脱离了心中之“良知”,就“与吾儒论心性处全不相干”了。
第三,辨性体。人性善恶之辨也是冯从吾儒佛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冯从吾坚守正统儒家的人性本善说,认为“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无善二字”。也就是说,吾儒主“至善”,而佛教主“无善”。虽然冯从吾也承认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他很明确的指出:“吾儒之所谓善就指太虚本体
而言”,“人得天地之理以为生,此所谓义理之性也”。也就是说,性只有一个,即得之于本体的“善”。至于气质之性,是“乃所以载此理”,不能离理而言气质之性。故冯从吾说:“性岂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日: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冯从吾说佛教“无善”,一是因为其“舍心言性,舍理言心”,也就是离理而言性,因其舍了本体故“无善”;二是其亦舍了功夫。如在回答弟子问何谓“至善”时,他指出“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终先后之序,方谓之止于至善”。也就是说,明德、新民、至善是有先后次第之序的,明德是本,但要落实到新民,而后方止于至善。其间各个环节“皆是天性自然”的,是“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强生枝节,故谓之至善。”“至善”是“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减者言之耳。”在冯从吾看来,儒家的“止于至善”,“是直从本体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体者”,是体用不二的,如果割裂体用,知“明德而不知新民”,就属“异端虚无寂灭之学。”
三、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本位的立场,以辨儒佛心性论之是非为轴心,对儒佛之道体、儒佛之宗旨、道心与人心、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等等都做了较为明晰的辨析,通过辨佛、儒之异,来探寻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思想根源,应该说,在当时晚明虚浮风气泛滥的情况下,这种努力确有固本塞源的意义。也正由于此,冯从吾在学术上得到时儒的高度评价。明李维桢在《辨学录》序中说,“宋时辨释学者,惟周程张朱”,“本朝惟罗文庄《困知记》”,而“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将其视为宋儒周程张朱以及明儒罗钦顺(文庄)之后辟佛老者之旗帜性人物。其辨儒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始终抓住其根本和宗旨,不在枝节上纠缠。无论辨“心性”,辨“性体”,皆不离与“理”的关系这一核心和根本。冯从吾的儒佛之辨固然有其理论的和时代的意义,但毋庸讳言,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
其一,没有认清宋明时期三教合一是其基本潮流。唐宋以后,三教合一是基本的趋势,虽然三教仍各立门户,但思想上的相融互补已不可逆转。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即高举“三教合一”的旗帜,宋代佛教高僧契嵩也主张“三教归一”。只是理学家虽一面吸收佛教,但是却又高喊“辟佛”。不过朱熹虽然反佛,有时也能客观地评价佛教,如说:“盖佛氏勇猛精进,清净坚固之说,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为外物所移也。”王阳明曾对异端邪说的横行表现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