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键词：冯从吾；儒佛之辨；关学；辨学录

    中图分类号：B248.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2-0083-05

    冯从吾（1557—1627）是明代推动关学再度中兴的儒学大师。在晚明虚浮风气泛滥之时，他极力“倡明正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指示迷途”，并自赞以“邹鲁”为“师”，以儒学为“正学宗传”。其“倡明正学”的重要方法就是“排距二氏”，尤力辩儒佛之异趣。本文将通过对冯从吾“儒佛之辨”的原因、目的、宗旨与内容的分析，以期揭示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明儒学特别是关学学者的佛学观。

    一、“儒佛之辨”的原因、宗旨

    冯从吾生于1557（明嘉靖末年），卒于1627（明天启七年），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他承继关学敦本尚实的传统，对当时虚浮的学术风气，力加批判。1605年，他与凤翔张舜典，磋谈心性之学，并于是年将其契悟编成《辨学录》一书。该书为“静中妙悟，见儒释所以分别处，皆昔贤所未发也。”“仲好所辨在儒学释学，其论极为精微也。”冯从吾关于“儒佛之辨”的弘论即主要集中在该着中。

    唐宋以来，三教合流虽已成趋势，然而在中唐后以承继和倡扬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大都一面吸收佛老思想，一面又在表面上力拒二氏，其中包括北宋的张载、二程及南宋朱熹。如张载批评“释氏便不穷理”，“释氏不知天命”，“释氏销碍入空”；朱熹说“道释之教皆一再传而浸失其本真”，故“唐之韩文公，本朝之欧阳公，以及闽洛诸公，既皆阐明正道以排释氏。”可以说，在王学兴起前的朱子学盛兴时期，在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社会上对“佛老之教”，出现了“举世趋之”的情况，难怪宗尚程朱的薛瑄针对这种状况以及佛教对学人思想之侵蚀，痛切地说：“虽先儒开示精切，而犹不能祛其惑。”可见理学在总体上一直视佛老（特别是佛教）为异端，对之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排斥态度。胡居仁甚至说：“为害尤甚者，禅也。”即使在思想上吸收佛禅的王阳明，也“并没有放弃以佛道两家为异端这一儒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可见，排佛老是宋明时期儒家学者的基本态度。

    冯从吾力辨儒佛的第一个原因是佛教在明季的影响以及它对正统儒学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一方面，由于顺应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大趋势，佛教已处于与儒学并立的地位。如罗汝芳的弟子杨起元所说：“二氏在往代则为异端，在我朝则为正道”，佛教的地位十分显要。另一方面，由于王学末流谈空论玄、弃儒入佛的刺激。王学之末流者如管志道等人，名为提倡三教，实为推尊佛教，甚至说“本无三教，惟是一乘”，“全体大用，总归佛门。”在王学末流虚浮风气的影响下，佛禅甚为流行。于是，冯从吾尖锐地指出：“吾道之衰”，乃使“异端之盛，此时既已猖獗”。这样，儒学“元气既虚，邪气安得不侵?”佛禅“异端”泛滥在思想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传统儒学特别是朱子理学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正因为此，冯从吾说：“何谓异端之学?佛老是也，而佛氏为甚。二氏非毁吾儒不遗余力”，故“不可不辨。”

    冯从吾力辨儒佛的第二个原因是要清除王学末流之玄虚，力求倡明“吾儒之正道”。《辨学录》成书时已距王阳明去世（1528）70余年，如果说从嘉靖到万历初年是阳明学的全盛时期，那么此时王学已走向衰落，当时所称心学者多属王学之末流。这些人其实已经背离了王学实心实学的宗旨，而流入空谈心性之浮虚，其思想中潜入的佛禅旨趣，在事实上已改变了理学家视佛老为异端的基本态度。明末学者刘宗周对王阳明之后心学顿入禅门的情况，有过一个概括性说明：“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心学顿入禅门，遂陷于“盛谈玄虚”，空谈心性，于道德践履的工夫亦日渐弱化，甚至置传统儒家伦理于不顾，以致一些最根本的伦理信条，也受佛教“空无”本体的影响而被消解了，如冯从吾所说：“异学争言无，世儒又从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无亲，君臣无义，夫妇无别，长幼无序，朋友无信，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后知圣人之为虑远。”他进一步指出，“近日讲学者多佞佛，而惩佛者并吾儒之学又置之不讲”，这种非毁儒学的“异端之学”，其最大的危害就是混淆是非，使“讲学者多误信之”，故“儒佛之辨不可不严也”。

   冯从吾力辨佛儒的第三个原因是当时学术思想上出现儒佛相杂、彼此混淆的情况，导致当时儒学或“辟佛而适以尊佛”，或陷于儒学内部的同室操戈。冯从吾指出：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归佛，以下以修以事物归儒，辟佛而适以尊佛，崇儒而适以小儒。无论矣。……吾道至大，二氏之学虽甚高远，总不出吾道之范围也。

    冯从吾发现，当时儒者中流行一种说法，说佛教旨在讲上达、顿悟、心性，而儒学旨在讲下学、修身，注重关切社会事务。他认为，如果能洞察佛教的片面而了悟儒学之全体，就不难得出儒学是惟一能将上达与下学、顿悟与渐修、内在心性与社会事务一以贯之的真正学问的结论，因为这是孔、孟以来儒学就有的“体用一源”传统。但有的儒者往往对此怀疑，认为儒学与佛教都说“心”，都言“性”，二者所言道理实质上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惟华语与梵语的区别而已。更有甚者则认为佛道二氏在某些方面不能与儒学相兼相融，而从总体上说，儒学则与佛道相兼相融。故儒学是至大的，佛道二教仍不能超出儒学之范围。对此，冯从吾批评说，殊不知这种认为二氏与吾儒可以“彼此相兼”的观点，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故冯氏认为，要振兴“吾儒正道”，必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