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彭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他出生在北平，但他的履历中“籍贯”一栏填写的总是“河南卢氏”。作为新中国一名武官，他一生心系祖国，在枪林弹雨中接受历练，完成神圣的光荣使命；工作之余，他潜心创作，让儿时的文学梦想开花结果，呕心沥血创作了十余部文学作品。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心系国家的未来和家乡的发展。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曾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武官任内，您经历的复杂情况最多，获取的成果最佳，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也最高，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和凝聚在您的作品里，对此，组织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他，就是祖籍河南卢氏，一生心系国家的传奇武官曹彭龄。

    深秋的北京，寒意丝丝。听说老家有人来访，75岁的曹彭龄早早地等候在楼下。满头的白发，掩饰不住矍铄的精气神儿。见到了家乡记者，曹彭龄格外亲切，很快便打开话匣子，讲述他传奇的一生。

    颠沛流离，儿时生活艰辛

    1937年1月21日，曹彭龄出生在北平。父亲曹靖华是出自河南卢氏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从小，父亲就在他的籍贯一栏中填写了“河南卢氏”，自此，卢氏便成为曹彭龄一生的牵挂。

    “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根。”这是父亲对曹彭龄和姐姐曹苏玲的谆谆教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大学等高校内迁，当时在北平大学等高校教书的曹靖华也随之内迁。受此影响，还在襁褓中的曹彭龄跟随父母、姐姐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辗转到了重庆。所以，自打记事起，曹彭龄便是重庆乡下的“川娃儿”。

    他回忆说，当时由于父亲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公职，家里连买平价米的资格都没有。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父亲一直勉励他和姐姐：“现在还能供得起你们，就是将来失业生活没有着落，我去抬滑竿，也要供你们读书。但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从小便深深地埋在了曹彭龄的心底。

    那时，父亲回家总会从城里带一些图书，有苏联漫画、插图什么的，成了曹彭龄和姐姐的最爱。父亲还总讲起苏联红军、中国八路军抗击德国法西斯和日本鬼子的故事。从父母那里，曹彭龄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包括如何与闯进家里的国民党特务周旋。他小小年纪，便懂得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共产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曹彭龄随父母来到南京。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包围各解放区，积极准备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父亲工作的中苏文化协会，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重点监督、打压的目标之一。那时特务活动频频，就连曹彭龄姐弟出门，身后也会有特务跟踪，而且父亲还常常接到恐吓电话、恐吓信。尽管如此，一家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1948年8月，父亲接到一个身陷敌特机关却天良未泯的青年的信，告知他已被列入特务机关暗杀的黑名单，让他“迅即远走”。党组织也指示父亲尽快“相机撤离”，而此时父亲却接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邀他去清华任教的聘书，他便只身去了北平。后来，他捎信让母亲带着曹彭龄姐弟来到了北平。

    到清华园一两周后，他们便听到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清华大学所在的昌平、海淀、青龙桥一带先期解放，全校师生无不欢天喜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红色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1949年1月21日，北京和平解放。

    祖国召唤，开始武官生涯

    “高考时，我原想报考地质学院，组织上却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东语系。”曹彭龄说，这是由于当时国家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一批懂“小语种”的外语干部，以便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交往。当时曹彭龄对东语没有兴趣，因为父亲和姐姐学的都是俄语，耳濡目染多了，他对俄语的兴趣要比东语大得多。“但这是祖国的召唤，我要积极响应。”曹彭龄立即放弃原来的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9月，曹彭龄到北大报到。按照父亲的建议，他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同年10月，由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英、法、以入侵，曹彭龄用刚刚学会的阿拉伯语呼喊着“支持埃及”的口号，并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

    “也是从那时起，决定了我一生与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不解之缘。”曹彭龄说。

    1962年9月，曹彭龄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当了一名参谋。第二年11月，他被授予中尉军衔。

    1964年7月，曹彭龄被调往中国驻叙利亚使馆武官处担任翻译，开始了他传奇的武官生涯。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曹彭龄在出国前，周恩来总理对外交人员的批示。从那时起，曹彭龄就懂得了外交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鲜花、美酒、红地毯”，更何况他前往的中东，历来是国际关注的“热点”地区。当时，叙利亚外与以色列对阵，双方为争夺水源，三天两头在戈兰高地炮战不息；国内派系众多，互相倾轧，是出了名的政变多发国家。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士兵的忠诚与胆识。”抱着这样的信念，曹彭龄在领导与同事的帮助下，通过刻苦努力，很快熟悉、适应了工作。

    1966年8月，曹彭龄回国休假时才知道，“文革”中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帽子，被纠斗、劳改，然而父亲在寄给他的信中，对这些只字未提，只叮嘱他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做好工作。

    1967年6月6日，曹彭龄去西安出差时，从新闻广播中得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当时父亲的问题仍未解决，按照“造反派”的说法，曹彭龄是“黑帮子弟”，是“狗崽子”，但考虑到他回国后，武官处没有懂阿拉伯语的干部，不论有无“资格”再去国外工作，作为一名军人，应明确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曹彭龄立即写信表示：如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返回工作岗位。令曹彭龄感动的是，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重返叙利亚。

    1972年夏季，父亲的问题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终于顺利解决，恢复了组织生活。曹彭龄立即报告所属党支部，于1973年12月加入了党组织。

    1976年8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副武官，这是那一批新任命的副武官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的一个。

    在第二次国外任职期间，曹彭龄深感要想更好地适应军事外交工作，必须补充更新知识，于是回国后他向组织提出：希望有机会脱产学习。1981年3月至12月，根据组织安排，曹彭龄到解放军参谋学院（现国防大学）高级速成系进修。10个月的集中学习，让他获得了必要的军事知识，为以后的军事外交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