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黎巴嫩使馆武官。

    当时，黎巴嫩国内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教派的内战已持续8年，仍无平息迹象。素有“中东小巴黎”之称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枪声、炮声、急救车的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

    1984年1月，因工作关系，曹彭龄的爱人卢章谊由新华社派往黎巴嫩分社任记者。

    “妻子到任后首要的是学会判断炮声，好决定自己是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还是到楼梯、走廊等相对安全地点暂避。”曹彭龄说，每次炮击过后，使馆院内和窗户阳台上都可以拾回一捧弹片。

    作为武官，曹彭龄要经常保持与驻在国国防部官员的联系，由使馆前往驻在国国防部必须穿过数公里的“绿线”，而那里正是各教派狙击手经常出没和遭到炮击的无人地带。在掌握了炮击规律之后，曹彭龄总是设法赶在炮击前，飞快地穿过“绿线”。而每次过后，都从电视及报纸上知晓，炮击的地点，恰恰是10多分钟前他们驱车经过的地方……

    1984年春季，穆斯林各派武装占据中国使馆所在的贝鲁特西区之后，那里呈现无政府状态。各武装派别之间突发的火并，常常殃及使馆。作为武官，维护使馆安全责无旁贷。有一次突发冲突，曹彭龄让使馆其他人躲进地下室，他独自在各楼层巡视。几分钟后，当他再次回到那个房间时，小窗的玻璃已被击穿，顺着墙上的划痕，他在地上拾到一颗发烫的子弹头。

    有一段时间，武装分子抢车成风，外国使馆几乎没有一家不被抢的。荷兰武官有一次遭遇劫匪，他的司机不愿交出钥匙，被劫匪开枪打断双腿。所以每次开车外出，曹彭龄都必须高度警觉，做好与武装分子斗智斗勇的准备。有一次，曹彭龄和爱人去“绿线”附近核实民兵撤离情况，误入原港口区，被四个劫匪发现了，他们跳上吉普车狂叫着追赶，曹彭龄赶紧掉头沿海岸公路飞奔，因为前面有一个军队哨卡，可以保护他们。不料开到那儿才发现，军队哨卡不知何时撤走了，而劫匪的吉普车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曹彭龄迅速拐到通往市中心的一条小街，拼命按喇叭、打指示灯。前面的车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辆辆靠边让路，当曹彭龄从后视镜中看到，劫匪的吉普车被其他车辆隔开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从闹市区安全地回到使馆。

    “聊以自慰的是，在黎巴嫩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我驾车外出的次数和里程，并不少于专职司机，而没有一辆汽车从我手中丢失。”说到这里，曹彭龄露出自豪的笑容。

  在黎巴嫩工作的4年中，曹彭龄对无休止的炮击、爆炸、冲突、武装绑架、劫持等，早已习以为常。当他们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祖国的那一天，最强烈的感触就是：祖国真好，和平真好！

    遭遇战争，使命高于一切

    曹彭龄在黎巴嫩工作的后两年，新华社同意将他的爱人卢章谊借调到武官处，协同曹彭龄工作。

    1989年6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伊拉克使馆正师职武官。11月，曹彭龄和爱人一起飞抵巴格达。

    经历了8年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处处疮痍，百废待兴。然而，伊拉克政权置伊人民期盼和平、休养生息的意愿于不顾，于1990年8月2日凌晨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

    战争的乌云一天浓似一天。以美英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紧急动员、部署兵力集结海湾，战争一触即发。

    那时，除紧张、繁忙的调研与外交工作外，如何保证中国在科威特、伊拉克近万名劳务人员迅速平安撤离，是使馆面临的紧迫任务。而在伊拉克工厂工作的外国劳务人员，伊拉克当局要求他们像伊拉克工人一样加班加点，并准备一旦打起仗来，一方面让他们顶劳动力，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和平墙”，企图借助这些“人质”所属的国家政府及舆论压力，让美国不敢对伊拉克放手打。因而，撤离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约旦是外交与劳务人员撤离的唯一通道，边境上常常拥塞着大量的撤离人员。曹彭龄和使馆人员利用与伊拉克军方及与土耳其驻伊武官的关系，使部分在伊拉克北部工作的劳务人员就近取道土耳其回国。通过使馆各部门协同，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战前将全部劳务人员安全撤回。

    按照过去的惯例，遇到战乱或战争，使馆与武官处可以减员，但武官必须像钉子一样钉在岗位上。曹彭龄在战前代表使馆党委作动员时也是这样表态的，而且作为武官，曹彭龄也迫切希望战时留驻伊拉克，实地观察这场举世瞩目的高科技、高智能的现代化战争。

    1991年1月13日，战争爆发前4天，当曹彭龄奉命与使馆最后一批同志撤离巴格达时，他心中怀着深深的遗憾。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当天，他们从约旦绕道柏林回到北京。

    回国后，按照要求，曹彭龄一天24小时待命，时刻关注战局的发展变化。2月25日，当曹彭龄得到停火的消息，便立即要求重返巴格达。战后的巴格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汽油、没有燃料，使馆原来储存的汽油与煤气都被洗劫一空，只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四只还剩半罐的煤气罐，他们靠剩下的煤气和一只小电炉，每天做两顿饭。当时，他们严格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大使、武官到报务员、司机一律平等，每天轮流值班。

    “我这个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厨师’，轮到值班的日子，也得围起围裙，舞动锅铲。”曹彭龄笑着说，好在大家团结一致，不论厨艺高低，照样吃得很香。平时，除紧张、繁忙的外交及调研工作外，维修使馆、清运垃圾、搬运油料也都一视同仁，大家一齐上。海湾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使馆及新华社记者一律撤离，国内了解情况只能依靠西方媒体的二手资料。因而，使馆人员一回到巴格达，便急于了解战时美英先进武器效应，越是毁坏厉害的现场越是要去。然而，寻找汽油成了初到巴格达的首要任务。后来，他们通过朋友和军方的帮助终于搞到了汽油，使战时在国内未能弄清的问题，通过现场观察和了解，渐渐找到了答案。

    完成使命，回国身患重病

    1993年6月，曹彭龄被任命为驻埃及使馆副军职武官。8月，他和爱人一起到开罗赴任。在此期间，因工作突出被晋升为少将。

    曹彭龄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学的都是阿拉伯语，早在初学时，他们就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到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工作生活，当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愿变成了现实，心中的喜悦自不待言。但是曹彭龄也深知，驻埃及使馆与武官处属“大馆”“大处”，因为埃及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作用，他们所肩付的使命绝不轻松。

    “从年龄看，这将是我军事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我决心努力工作，在结束任期时，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曹彭龄说，聊以自慰的是，在中埃两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两国军事外交与军事合作关系也不断发展。直到1997年8月，曹彭龄任满回国。

    作为一名军人，几十年一直在国外工作，对国内基层部队了解不多，他认为应趁腿脚尚健，去新疆、西藏、西沙、南沙等地，用笔写一写中国驻边防海防基层的干部战士。当他准备奔赴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