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正穿越第36个隧洞，名为沈全的中年男人从农村老家匆忙返京。一个叫谢大海的“星探”与他搭讪，问他愿不愿意去试镜，出演话剧中的鲁迅。出于普通人天然的自我保护意识，沈全拒绝了他的邀请，但同时留下了对方的名片。回到北京后，沈全发现自己经营的足底按摩店遭遇了经营危机，在老顾客同时也是新闻工作者周宜的鼓励下，沈全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本——在谢大海看来，他的长相酷似鲁迅——来解决眼前的困境。接着，沈全赶赴谢大海的公司试镜，准备出演鲁迅的角色。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沈全的外形得到了经纪公司的肯定；同时，在老顾客周宜的点播下，他化妆成鲁迅站在自己的小店门口，立即引起了轰动，为了体验“鲁迅”给自己捏脚的感觉，他的小店门庭若市。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也开始发生，市场纠察队责令其停止使用该广告，并不得化妆成“鲁迅”提供服务，原因是他根本就没有演出话剧。这是对开头情节的逆转——从拒绝出演到强烈地渴望出演——沈全那看似近在咫尺的梦想在一瞬间跌落谷底。果然，因为资金不到位，这部话剧流产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鲁迅，沈全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因此越来越渴望扮演鲁迅，最后，他居然借钱帮助那个陌生的导演垫付了拖欠的8000元委托金。接着，他见到了话剧的导演——在校大学生苏洱。原来，所谓的话剧，不过是苏洱为自己父亲特别安排的一场表演。苏洱的父亲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发表了很多关于鲁迅研究的成果，但直到退休前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可怜的苏副教授因此患上了精神妄想症。作为献给父亲最后的礼物，苏洱想找一个演员去完成父亲的心愿，虽然她无法理解“为什么鲁迅对父亲如此重要”。于是，只有3个人参演的话剧在苏洱家里如期上演，每个人都得到了其想得到的：老知识分子得到了“鲁迅”的肯定；苏洱表达了自己的孝心；而沈全似乎得到的最多，他不仅扮演了鲁迅，还在这种扮演中得到了情感的升华，最后，他决定“实实在在”地生活。
　　
    这是蒋一谈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胡子》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故事涉及了生意失利、婚姻困境、社会不公等当下中国的普遍现实，蒋一谈把这些“现实”一一纳入其小说中，串联这些现实的，是一个独特的“道具”——鲁迅。就我的阅读所及，在虚构类文学里，“利用”鲁迅，这似乎还是第一次。无疑，蒋一谈用对了。只有鲁迅，才可以让沈全获得如此广阔的社会关注：在戴上鲁迅的胡子之前，生活对于沈全来说是镶有玻璃外墙的房间，他以为他看见了，其实他只是触摸到一片冰冷的、虚假的表象。正是通过化身为鲁迅，并戴上那带有强烈不妥协意味的胡子，沈全才得以看见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包括广告的神奇效应、政府的管制、知识分子的受迫害妄想症等等，当这些现实的活幕剧在眼前一一上演之时，沈全看到了真实——日常生活原来如此严峻、荒谬和苦痛。
　　
    但沈全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和受动者，他拥有的仅仅是鲁迅的假面，在萨满教的仪式中，一旦巫师戴上神灵的假面，立即就变成了神灵的一部分并拥有超能的力量。毫无疑问，蒋一谈是极具现代感的作家，沈全拥有个人清醒的认知能力，鲁迅的假面是他观看现实内核的一种方式，也是蒋一谈结构小说的一种方式，通过鲁迅，蒋一谈最终是要回答自己的生活。“鲁迅的胡子”是假面的一种，沈全借鲁迅来看这个世界，借他犀利的观看来洞穿生活的隐蔽玻璃，而当一切痛苦都得以呈现的时候，沈全作为自己，反而获得了生活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全戴上“鲁迅的胡子”，是为了最终能够撕掉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蒋一谈的写作表现出高度的对故事创意和表述方式的追求，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实际上，在蒋一谈的作品中，因为这种对“格式的独特”的用力而使得他的小说自然涌现出一种“表现的深切”。在另外一个短篇小说《温暖的南极》中，故事从女编辑阅读吉根著名的短篇小说《南极》开始：“每次这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么样。那个周末她决定试一试。”阅读给女主角平静乏味的生活以强烈的蛊惑，“她从小说里面那个渴望***的女人身上读到了自己”，于是，她也决定试一试。接下来的描述不再着力于故事的起承转合，而是像一个慢慢横拍过去的长镜头——女主角的心理活动与吉根的叙述频繁地互动起来，并在小说的结尾达到一种虚伪的高潮，女主角在心中狂野地呼喊着南极和男人，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温暖的南极》的精彩之处正在于这种无法行动的悲剧的存在。当女主角借助阅读恢复了感性以后，当她明白自己的欲望不过是一种“普遍人性”的结构时，她依然无法完成这种普遍性。我想，这是蒋一谈的高明之处。通过对吉根《南极》的征用和对话，他凸显的是另外一种现实的结构，在这个现实的结构中，个人视域不断被社会视域挤压、阻隔和改造。女主角固然是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出现，但是，她所遭遇到的现实却并非是中产阶级的。小说特别描写了两个细节：首先是女主角遭遇了一个开吉普车的丑陋男人，这个男人因为要超车而对她进行了恶毒的咒骂；之后，她在天桥上遇到了一个乞讨的女人，这个女人以夸饰她的苦难来博取同情。这两个细节像两根锋利的钉子一样，钉在了这个短小精悍的小说中，它们好像某种耻辱的标志，提醒着女主角和所有的读者，这里不是吉根小说叙述的爱尔兰——在那里，***是一种浪漫的诗意之旅，即使这种行为最后获得“罪”的惩罚——这里是中国，现实社会已经把一切诗意消解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女主角面临着更大的内心分裂，她只能在阅读和想象中完成《南极》一样的行为。作为普通女性，她遭遇的现实并不容许她完成这一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温暖的南极》改写了《南极》的主题，小说探讨的并非是情欲的原罪问题，而是普遍人性与非人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冲突。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视域的涌入，蒋一谈的小说超越了故事的层面而进入了另一个更大的解读系统——他的小说是关于“当下中国”的寓言一种。在蒋一谈已经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被直接冠以“中国”之名，一篇是《China Story》，一篇是《中国鲤》。《China Story》有3个层次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它是新闻事件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这不仅是指小说中数次引用具体的新闻作为故事的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该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为了读懂远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编辑的杂志，孤身生活在小镇的父亲刻苦学习英文，最后孤独地死在卧室里——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量的大新闻。蒋一谈这个以“城乡”、“父子”为主体结构的故事继承了现代文学的主题，在现代文学名篇王鲁彦的《黄金》中，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定期给家里汇款，构成这个家庭尊严的基石，城市在那个时候是向乡村输血的。但是，在《China Story》里，城市完全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剥削者，它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表露出其资本嗜血的本质，它剥夺一切：亲情、金钱甚至是表达能力。正如这个小说题目所象征的，为什么不是“中国故事”而是“China Story”呢？为什么父亲要通过学习英语才能读懂发表在杂志上的中国故事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故事要用英语才能被阅读、被传播、被接受呢？它隐喻了一种“失语”的现实：生在中国而并不能了解中国，或者根本就无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只有通过“转译”才能被表达。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隐喻，它不仅暗示了当代中国自我叙述能力上的孱弱，也指向蒋一谈写作的抱负，即，通过一种普遍化的语言，将中国故事普遍化。这正是蒋一谈小说语言的特征：准确。因为，只有在准确性这一点上，所有的语言才是可以互译的。但是，蒋一谈也许忽略了，这种普遍化的语言和表达可能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幻想，它就像完美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化运动一样，只可能是一种理念的建构而不可能是现实的存在。
　　
    所幸，蒋一谈小说家的敏感拯救了他，《中国鲤》的故事解构了这种普遍化的幻想：中国的鲤鱼到了美国后，遭到了大规模屠杀，美国人始终强调“它们是中国的鱼……不是我们的……它们生在中国……”。这是“我”在飞机上无意中阅读到的一篇用英文写的故事，“我”读完后想到，“一百年前被美国商人带去修筑铁路、挖掘金矿的中国劳工”，想到“现在千千万万移民在美国的中国人……”
　　
    这两篇小说都是把真实的新闻事件作为故事素材纳入到小说中，但毫无疑问，在这两篇作品中，“虚构”才是本质和重心。新闻事件不过是另外一种“假面”，就像鲁迅的胡子、吉根的《南极》一样，他们只是小说现实感的来源而不是目标。小说的目标是文字中跳跃起来的那一部分东西，蒋一谈比任何作家都强调这一点，他在短篇小说的篇幅中呈现了广阔的社会视域，但是他会做奇怪的逆转，好像游子归乡一样回头自视，把刚刚拥入人群中的个体再度拉回家庭和个人的空间，这是蒋一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逆转的结构：家庭和个人提供的治愈成为小说最后的归宿。
　　
    即使《鲁迅的胡子》《China Story》中有一种温婉的讽刺，但蒋一谈并非是以批判为写作导向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具有契诃夫式的洞察力，但他更多地陶醉于写作的“点金术”，像拼积木一样将现实变化为造型各异的故事，并且以治愈作为其重要的主题。所以，在蒋一谈的小说里，很少见到人格分裂的主人公，即使在《鲁迅的胡子》里，沈全已经完全分身为两个不同的角色，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他依然治愈了自己，变成了一个内心单一、强大的好男人。而在节奏明快的《七个你》中，一个人可以在7天中变换不同的角色而并无主体破裂的焦虑。
　　
    最能表现这种治愈愿望的是《疗伤课》，女精神分析师司南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只身回国，她的内心藏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秘密：“得不到男人的爱，那就爱自己。”她在这种自我暗示中度过了平静的几个月，但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桑雪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平静。故事于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展开，她们都是受害者，同时又都渴望得到疗愈。这是一个奇怪的文本。萨德式的邪恶和但丁式的神圣同时并存，交织成一幅现代女性的自我救赎之图景。故事的高潮在于游船上的独白，桑雪大声控诉她如何遭到男人的羞辱和压迫，以及她的痛苦和挣扎。这是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名副其实、惊心动魄的一幕，我想每一个读者都能在这种莎士比亚式的戏剧独白中感受到刺穿内心的力量。桑雪也是蒋一谈的“假面”之一，作者借她之口表达了一个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控制和剥削的问题。
　　
    是的，不仅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控制和剥削，同时也是一个故事对另外一个故事的压迫、控制和剥削，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压迫、控制和剥削，最终，是一种现实对另外一种现实的压迫、控制和剥削，如此，小说的治愈可以完成吗？或者说，借着小说的“假面”，梦与和解是不是变得过于容易了？这是蒋一谈脆弱和天真的地方。也许，在他故事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宣泄了全部的残酷性——那就是那个被重复了82次的凄厉的鸟叫声：
　　
    “China Story…… China Story…… China Story……”作者：杨庆祥【原标题：蒋一谈中短篇小说：当代中国的“寓言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