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觉得通过邀请这些作家，科学院深入生活，可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涌现出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对这一代人影响这么深？

　　郭曰方：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一些，因为时代不太一样。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当时我们的科学家被列入“臭老九”，地位很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国家需要发展科学和教育，非常需要科学家出来工作。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是科学的春天，科技大会，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家们来写科学家，是很震撼的。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数量大大增加，地位也大大提高，我们光院士将近1000名了，他们的地位、待遇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大。但是只要我们作家深入下来，真正了解了我们科学家以后，他们会写出非常好的作品。

　　主持人：现在是科学家群体。

　　郭曰方：过去的科研工作是比较单纯的，现在学科交叉了，发展科学靠群体，靠团队，当然个人作用也很大，我们现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写出比较生动，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出来超过那个时期有影响的一些文学作品。

　　主持人：您在这方面一直起着带头的作用。

　　郭曰方：不是，因为我在院里时间长，我应该做，究竟做得怎么样，现在看来，初步效果是好的，但是和他们还无法相比，我还想继续努力。

　　主持人：最近咱们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八荣八耻荣辱观学习的活动，八荣八耻当中，明确提出了以崇尚科学为荣，剩下还有包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这些精神，光荣的品格，在我们科研工作者身上也一直是持续的体现着，您创作的《人民科学家颂》这个诗集和八荣八耻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郭曰方：胡总书记最近提出来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对待八荣和八耻，他所讲的八荣，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最经典的概括。很多科学家为了科研事业，不要名，不要利，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面去奋斗，他们的待遇当时也很低，那么多科学家，他们在海外待遇很高，像钱三强，人家给他很高的待遇，老一代科学家都是这样，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非常困难，他们待遇也很低，他们都回来了，为什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胡总书记这种经典概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科学家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脊梁。这跟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是一致的，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把八荣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充分。所以在今天胡主席把我们民族这种最宝贵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经典概括，在青少年中，包括我们科技人员大家都要来学习，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您在1994年和李汉秋老师编写了《新三字经》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发行了有一千多万册，发行地区包括台湾和东南亚这些地区，您能谈谈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和主要效果？

　　郭曰方：《新三字经》这本书影响比较大，这和当时的情况有关，当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年轻的朋友很重视知识的学习，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非常重视专业知识学习，但是从某一方面讲，我认为在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我们还没做得很好。所以在94年的时候，李汉秋先生他在两会上提出一个提案，希望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因为《三字经》也是我们过去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一本很好的书，但是有些内容他比较陈旧，加上一些观念都是比较传统的，能够给它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我就跟他俩人写了经文，后来李韵也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搞注释。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低幼儿童这一段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一本书，前年又重新修订了一下，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本书我们也没有想到影响会那么大，书的内容很多，包括人文方面的，我们的民族的一些优秀的品德教育方面的一些对待名誉、团结、天文、地理、历史、科技方面的知识，内容很广泛，对孩子教育是一本很好的课外辅导物，北京大概卖出了40多万册。我记得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搞签字授书，一小时卖出差不多300本，书店的售货员都在后面排队。

　　主持人：比明星签名售书还受欢迎。

　　郭曰方：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路院长还出席了首发式，首发式完了以后签名售书。

　　主持人：《新三字经》在当时好像不仅这一本？而这个版本是唯一一版再版的，其它的那些影响都没有这本大？

　　郭曰方：因为它是最早写的，我们发表新三字经经文是在8月7号，当时在光明日报首先发表的，社会评价很好，反映不错，赶快编书，就编成书了，后来这本书被日本翻译到人本去了，台湾也在卖，香港、澳门更多了，东南亚地区更多。当时我们几乎所有城市的地摊上都有这本书，应该说它的内容很好，因为这个没有过时的问题，到现在那些内容对孩子进行教育还是很好的，北京一些学校把它作为课外辅导的一个版本，每个人一册，让大家进行学习，试点单位，北京一些小学在做，效果不错，家长们很欢迎。家长们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都是自愿买了不少，我记得最紧张的时候，内蒙古的大卡车在我们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