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晓南先生奉派代表中国美协和中央美院接待了芬兰国家艺术代表团，陪同代表团到各地访问，并兼任翻译，为中国与芬兰国家之间的艺术往来做出应有的努力。

    建国后的十年是晓南先生的创作盛期。１９５９年去天津钢厂深入到车间实地写生，收集素材两个月。当时炼钢车间工作条件很差，温度很高，他不断在车间找写生角度，不断积累素材，用硬碰硬的功夫来完成构图，历尽了艰辛，回校后创作了铜版画《浇钢锭》。此画幅面比较大，是用多种技法综合而成的蚀刻版画，主要技法是多次线条蚀刻，加上多次飞尘腐蚀而成，使画面产生丰富的层次，反映了炼钢工人火热的生活和冲天干劲，表现了炼钢工人豪迈的英雄气概。画面气势磅礴的宏伟布局，强悍有力的造型，线条流畅，风格粗放；人物不精雕细刻，着重渲染热烈气氛；艺术表现手法既写实又写意，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作品。他用西方铜版画艺术出色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劳动热情和精神风貌，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件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当时曾在二十余种报刊上刊登，还参加过国内外重要展览，是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精品。《浇钢锭》的问世，对于当时中国年轻的铜版画艺术可谓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向国庆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雪天的早晨》、《白洋淀上》、《建设中的新背景》、《船台晨曲》等代表作品。

    １９６１年晓南先生调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开创广州美术学院铜版画专业，潜心致力于版画的教学、创作和带研究生工作。在教学上晓南先生是非常热情且非常认真负责的，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说话不留情面。他有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法。铜版画的制作好像做化学实验，确定画稿后，制作程序包括蜡封、针笔刻画、漆封、稀释盐酸溶液、将封好刻好的铜版画放入稀盐酸中腐蚀、取出再刻、再封、再腐蚀。蚀的时间长线条深且粗，时间短则线条细浅，粗细不同的线条编制成富有韵律感的画面，非常好看。此外还有用蜡粉飞尘制作细小的点蚀，更有直接用针笔在铜版画上干刻，刻出带毛刺的线条，既有力度且又茸茸的。印画时先涂满版油墨再擦出，只剩下线条槽中的墨。纸要潮湿，垫上薄毡在铜版机上压印，这样印出的铜版画线条流畅，画面再衬以淡淡的颜色，就会显得特别雅致。这些流程都要细心认真地去做，否则就会失败。晓南先生在教课时，详尽地阐述铜版画发展渊源及其在世界版画艺术中的独特地位，对铜版画各种技法要领与创作要求都反复讲解，又耐心地亲自操作示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耐心讲解，指导学生习作，有时还手把手地帮助学生掌握好铜版画的每一项技术。在检查学生作业时认真到用放大镜仔细地察看，肯定好的地方，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既严格又和蔼。他的一位学生杨启鸿（后来成为国内一位很有成就的铜版画家），当时家庭比较困难，但又特别喜爱铜版画，总想自己找些废旧材料制造一台小型铜版机，晓南先生鼓励他并尽量帮助他，告诉他铜版机的基本原理，哪些部位要特别讲究质量，压力有什么要求，怎样做到两边的压力均衡等等。他最后在晓南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一台小型铜版机的制作。这件事在学生中早已成为佳话。

    晓南先生不但是一位热心于艺术教育事业的好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铜版画家。他创作的《伦敦南郊》、《建设中的新北京》、《浇钢锭》等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受到著名铜版画大师勃朗琼的影响，强调明暗调子的对比及光的效果。同时，他把纯粹西欧古老的艺术形式和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木刻《万古常青》，十分明显地是运用中国花鸟画的构图和线条来创作的。另外，先生一生在中国画、书法、铜版画上造诣很深，可惜因“文化大革命”而丢失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１９６１年晓南先生编著了《怎样作铜版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０年８月编写了《英国勃朗琼画集》，并著《艺术是生活的灿烂花朵》一文，介绍艺术大师勃朗琼的铜版画艺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铜版画事业的发展。１９８２年由晓南先生主持并参加的“全国三版联展”在北京、广州等地隆重展出，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和版画家协会主席李桦十分重视这次画展。他们看得很认真，认为这是办得最好的展览。不少外宾也前来观看。展后部分铜版画精品被选送参加“挪威画展”。

    １９８４年晓南先生由于健康原因而病退，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４日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享年八十六岁。

    综观晓南先生从艺六十余年，他辛勤劳作，无私奉献，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美术事业。在中国画方面他继承了徐悲鸿先生的风格，但又有自己的特色。他画的墨荷，用浓淡不同的墨色大笔渲染荷叶，摇曳多姿，有时再加上一只飞舞的蜻蜓，显得生气盎然。画的白荷，用纤细富于变化的线条勾出花瓣，略施白粉，这样厚实洁白的花瓣姿态婀娜，暗透芳香。他画的白梅，枝干苍劲有力，花瓣圆点结合，淡粉略施，非常别致。傅抱石先生曾评价说：“昔查伊璜论画曰，画家而不善画则空千古之阙处?熏盖画醒时之梦也，梦虽无理而却有情，画不可无理，又必不可无情是其妙处也。故非多读书负上慧能作奇梦者不可望涯矣。晓南兄近岁多作人物花鸟，往往见新意于轨度极为难能，予尝谓中土艺事之真谛在得生之全所谓道也。查氏数语虽近而犹未尽也。壬午大寒日记此博叹，抱石于重庆西郊金刚坡山斋。”徐悲鸿先生在重庆时曾对一些老画家说过“陈晓南画的荷花不在张大千之下”的评论。由此便知晓南先生的中国画根底之深厚。去英国学习铜版画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全身心投入铜版画，为新中国培养新兴的铜版画人才，至今这支队伍已达一千多人。他的学生，现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美术系主任、湖北省美协副主席魏谦说：“一代宗师陈晓南一生学习、研究、介绍、引进、创作铜版画艺术，是他打开了中国现代艺术通向铜版画创作圣殿之路，在中国美术界和中国新兴的铜版画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是中国铜版画教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翻开《墨香悲秋——晓南纪念集》，我被那一篇篇生动而感人肺腑之言所打动。几位耄耋之年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如廖静文、王琦、葛一虹、冯法祀等，晓南先生昔日的学生，都怀着沉重的心情，纷纷撰写回忆文章，深深怀念自己的师友。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撰文中写道：“他身材并不高大，黑黑的头发衬着那细嫩洁白的皮肤，显出文质彬彬的神采，那常常挂在眼角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他是一位温和、谦逊的人……他洁身自爱，好像一泓澄清的泉水一样。”晓南先生的同事、原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冯法祀教授在《回忆陈晓南先生》一文中写道：“陈晓南为人谦和谨慎，默默奉献，不事张扬，身体力行，忠实地贯彻执行徐悲鸿先生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和教育思想，为中国铜版画创作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老友王琦（原中国美协书记、常务副主席）在怀念晓南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和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