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望商丘的历史，都像徜徉在一片大森林的边沿，用一次次地极目远眺，寻找那一棵棵缀满商丘文明果实的苍天大树。每棵大树的横截面上，那一丝丝铜钩铁划般的脉络，都清晰呈现着不同时期的岁月年轮。每一重年轮的叠压，形成了商丘的这棵文明大树； 每一度岁月的风霜，造就了商丘的这片历史森林。

  商丘自微子筑城以来，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一时一事，一人一物，风吹雨打，潮涨汐落，都在曾经的历经过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遗留下久远的信息。那么，追寻商丘的过程，其实就是漫步一个个朝代、一个个历史时期的过程，其实就是游历商丘变化的过程。

  今天，让我们的脚步走进宋朝时期的商丘。

  横亘在中国历史山峰上数百年的大宋一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最活跃、政治最开放、文化最开明的一个时期。在宋代，商丘先后称作宋州、应天、南京等，先为州治，再为府治，后为陪都，使这里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便利的交通设施、优越的物质条件、珍贵的教育资源。

  一、独特的政治地位

  宋朝的创立者，是一个叫赵匡胤的人。唐朝以后，中国陷入地方军阀的混战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路诸侯凭借着军事实力把中国版图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小王国，各自为政，乱立山头，先后形成了五代十国的政治格局。当时的后周大将赵匡胤被分封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守宋州（商丘）。他看到动荡的社会现实给老百姓生存、生活、生产带来的重大损失，看到民声鼎沸、怨声载道，遂起图霸之心。他以宋州为根据地和大本营，经过精心筹划，合纵连横，终于在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统天下。他把宋州视为自己的龙兴之地，始终念念不忘，遂以“宋”为国号。本来他想在宋州建都，但当时还有西夏王朝是他的心腹大患，为了图方便起见，他把战略重点西迁，在汴梁建都，但宋州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却没有丝毫的降低。到了公元1127年，金人南侵，掠走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这时的康王赵构在大臣崔孝等人的斡旋和护卫下仓皇逃来，在黄河“泥马渡康王”，来到了南岸的南京（今商丘）。他惊魂初定，即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建立新的宋朝政府，史称“南宋”。在金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在南京（今商丘）停留仅仅5个月，就逃过长江，到了临安，继续偏安一隅，凭着长江天堑，与金国形成了隔江而治的局面。由此来看，当时的两宋当局确实有着不绝的“商丘情结”，从而也使商丘在整个宋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以一地而兴一朝、以一城而扶两代，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鉴于商丘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宋朝当局先后对商丘的战略定位、行政区划和管辖权限进行了强化。商丘初名宋州，州治。公元1006年，改宋州为应天府，即“顺应天人”之意。公元1014年，宋真宗又亲自驾临商丘，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把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改圣祖殿为鸿庆殿，并赐宴三日。从此，南京商丘作为节守东南方向的陪都，与东京汴梁、西京长安、北京燕山并称为“四京”，成为宋朝的政治重镇、经济重镇和军事重镇。

  二、便利的交通设施

  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在两宋时期更是“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其水陆交通网四通八达，可以便捷地通往全国各地。

  在水路方面，隋唐大运河余脉汴河穿境而过，东南方向的物资必须经商丘方能运送到京都等地。而宋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海防贸易，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代的朱彝尊曾这样描述过当时汴河给商丘带来的交通便利：“商丘，宋之南京也。东都盛时，由汴水浮舟达通津门，三百里而近，车徒之毂五，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于碧堂上……”

  在陆路方面，自景德三年开始，由官方出资重修隋唐时期建成的商丘境内的“驰道”，由彭城沿汴河直达汴京。“驰道”这种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首创于隋炀帝杨广，主要是皇帝出行专用，没有皇帝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驰入，即便是皇族内部人员也不行，否则就是僭越大罪，有杀头的危险。而宋朝当局重修的商丘境内的这条“驰道”，却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行走，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这是当时商丘人在交通上享有的特权。直到现在，商丘人还习惯于把主要道路称为“官路”。

  三、优越的物质条件

  宋朝时期的商丘，由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沃野千里，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小麦、水稻、大豆、芝麻等农作物非常丰裕。最为有名的土特产“应天府金桃”天下驰名，被作为贡品为皇家专用。

  商丘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农村家家植桑养蚕，城镇丝织作坊林立，生产的丝绸畅销全国。当时，丝绸属消费奢侈品，价格昂贵，潇洒华丽，即便是欧洲的一些皇室大族，也不能轻易穿着。而在商丘，丝绸成为人们最普通的衣料，司马光曾在文中记载“贩夫走卒皆着丝袜。”

  在手工业方面，商丘的许多产品都享誉全国，影响后世。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两个酒类品牌，一个叫桂香酒，属果酒；一个叫北库酒，属发酵酒。其中，北库酒的初始酿造者，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时，兵驻宋州。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即便是军队的经费也十分紧张。而酒类产品当时属于国家专卖，利润极高，税赋极重。周世宗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允许各地驻军自设酒库，自行酿酒，一者满足数十万驻军的自我需求，二者出售以资军需。赵匡胤抓住这个机遇，率先在军中设立酿酒作坊，并聘请民间酿酒高手，配制出清香甘醇的美酒。因其储藏的酒库位于五大军库的北部，故称“北库酒”（按当时的行军习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军需物资按不同用途，大都依照五行方位分别存放，北方属水，酒乃水之精，存于北库）。赵匡胤好喝酒，并且酒在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酒后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每一个关键时刻，酒都成为他最合适的谋权工具。因此，北宋建立后，由他酿造的北库酒成为了国酒，影响力延续近百年。像欧阳修知颖州时，看到前任知府留下的几坛北库酒，非常高兴，专门赋诗以感谢：“北库酒醪君旧物，西湖烟水我如家”。北库酒为商丘带来了丰厚的财富，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

  四、珍贵的教育资源

  在宋代，由于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确定了文官政治的治国格局，使后来的历代政治高层都能够从自身做起，尊师重教，广开渠道，为帝国选拔必要的治国人才。教育，成为当时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在这种大的背景和氛围下，以应天书院为代表的商丘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培养了众多的才学之士和治国能臣。

  应天书院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最初的名称叫做“南都学舍”，是宋州楚丘同里的一个贫弱书生杨悫开办的私人学堂，规模不大，只有十几个学生。后来，在杨悫、戚同文等人的鼎力协作和精心谋划下，南都学舍逐渐成了名扬四方的私立学校，到了宋太祖时期开科取士，南都学舍的100多名学生参加科选，登第者50多人，其中宋初的进士许让、宗度、王砺等人皆出其门下，一时声震朝野。南都学舍成为天下士人向往的学术圣地，不远千里慕名而至这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远近学者皆归之”。

  由于南都学舍名声越来越大，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应天府的绅士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重新修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这样的一个学舍规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立讲堂，而是真正成为了具有区域性带动作用和广泛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曹诚又主动请求以学舍入官，宋真宗“面可其奏”，并御赐匾额“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书院完成了它从民间到官办的质变过程，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它所担当的历史责任也更加凸显。

  与其他书院相比，应天书院最显著的特征是得到了官方的整体承认，保留着浓厚的官办特点。中央政府多次出资予以扶持，不但承担了教师工资、奖金、伙食补助（当时称“学仪”、“程仪”、“谢仪”、“聘仪”），并且还给就读的学生发补贴（当时称“膏火钱”）、给学习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当时称“花红”），这就为那些家境贫苦的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范仲淹就是冲着应天书院的优厚条件，才专程从山东来到这里求学。这种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书院所不能得到的优厚待遇，所以宋人曾说：“州郡置学始此”。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又将应天书院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中心，在众多的书院中占尽风流，显赫一时。

  优越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条件，为商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北宋期间全国共出了63名状元，其中商丘就占了6人。另外还有许多科场失意，但才华横溢的、成就卓著的才子，如张方平、戚同文、曹诚、楚昭辅、李惟清、石延年、王怀隐等人，这其中有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医学家等，仅《宋史》中有传的应天府士人就达38人，最著名的当然应属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