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析：此匾为程颢、程颐后人程圭璋赠与张载后人张翰昂的匾额。经推算，此“己酉”年应为公元1789，清乾隆五十四年。这块匾据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我家有块儿好匾”

　　“两铭儒宗”的发现，源自于伊川县白元乡夹河村张永生的毛遂自荐：“我家有一块儿匾，很不错，你们来看看吧！”

　　我们满怀期望，立刻前往。可见到张永生，问起匾额的情况，他却说不清匾的主人。

　　在张家院内的杂物堆里，张永生翻出落满灰尘的“两铭儒宗”匾额。尽管年代久远，但匾额保存较好。底色是黑色，“两铭儒宗”四个字上的描金依稀可见，上款为“己酉仲春赠轩如张五亲家先生”，下款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四级年家姻眷弟程圭璋顿首拜”。下款下方有两个红色篆书印章，匾额正中上方也有一个红色印章，但都难以辨认了。

　　匾额上显示的信息非常少，我们产生很多疑问：这个“己酉年”到底是哪一年？“轩如”应该是匾主人的字或名，但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五亲家”中的“五”是何意？正文的“两铭”又该如何理解？赠匾的程圭璋是什么人？他自称“年家姻眷”，“年家”如何解释？

　　张永生说，这块匾本来是挂在老宅的门口，1970年老宅扒了，这块匾被当作床板才保存下来。但村里再没有人能说清楚匾的来历了。

　　尽管“一切不详”，但因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个身份，就已经能判定确实如张永生所说，是一块好匾！

　　翰林与翰林院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唐代。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起于明朝，清朝沿袭，为一个正八品的官衔，因由皇帝所赐，又为世袭，享有很多特权。

　　更特殊的是：这个官衔授予有着非常强的指向性质，最多时也只有28个名额，历代都是由先圣、先贤、先儒的后人来继承。如孔子后人、历代“衍圣公”的二弟、三弟承袭两个名额；孟（子）、颜（回）、曾（子）、周（敦颐）、张（载）、二程这些人的后人，也都能有一到两人世袭这一职位。

　　由此可以判定，题字赠匾的程圭璋，应该是二程的后裔。

　　可是，这样一个大儒的后人，为何称“张轩如”为“儒宗”呢？难道这个“张轩如”也非常特殊？

　　一本家谱破解谜团

　　村里７１岁的老人张思贤拿来一本家谱，扉页上写着“两铭世家”四个字，这与匾额上“两铭儒宗”相互印证，让我们想到“张”姓和张载。

　　张载是北宋哲学家，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关中大儒，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的《东铭〉、《西铭》是两部经典著作。

　　这里的“两铭”，应指代张氏，同时也点明张载的成就，暗含仰慕之意。而就此可以确认，这个“张轩如”应该也是张载的后人，并且和二程的后人有姻亲关系。

　　而家谱的记录似乎也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张氏家谱记载：“张氏旧谱为陕西省凤翔府眉县人……越约三百年，至大明洪武初期迁伊，始祖琦定居夹河……”

　　这一记纪录让我们兴奋：如果这个“张轩如”确实是张载后人，并且是夹河人，那么张氏家谱里一定会有他。既然他被二程后人、一个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称为“儒宗”，他在当地或者学术上应该有些建树才对。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先从家谱中的“历代名人录”中开始找起。

　　果然，在清代名人中看到这样的记录：“翰昂，字轩如，贡生，应授修职郎。”几乎在第一时间，张思贤就断定：“就是他，他就是匾主人。”

　　张思贤说，他是“始祖琦”的第十八代传人，此前他也查到自己属于“张翰昂”这一支的后人，而“张翰昂”是“始祖琦”的第十二代传人。

　　我们又翻看家谱中的世系表，果然在第十二代找到了张翰昂，同时也发现，他的两个侄子，程善和程统中，都“配程氏”，也就是说，张翰昂的某个侄儿媳妇，或者两个侄儿媳妇都是二程的后人。

　　张思贤说，夹河村95%以上的人都姓张，家谱中也显示，夹河这一支张氏后人，多有出任洛阳、建平县、渑池县、林县的“教喻”，“教喻”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被称为“儒宗”虽有些勉强，但也说得过去。

　　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大致拼凑起一个轮廓：一方是张载后人，一方是二程后人，同为儒学世家；一方是八品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一方是八品修职郎，从品级上说都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这确实是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而程圭璋虽自称“弟”，他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家关系，市民俗博物馆的专家范西岳说，“五”在古文中有“偶”、“类”的意思，这是程圭璋给“类亲家”张翰昂的赠匾。

　　北宋两大家的渊源

　　匾额上的“己酉”年到底是哪一年？    

　　翻阅许多资料后，我们发现，关于程圭璋的记录非常少，其生卒年代已无从考证。但程圭璋在其有生之年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和程拟璋、程振洛一起续修了《河南程氏正宗谱系》。此书完成于清乾隆57年，即公元1792年。

　　程圭璋前后的清朝己酉年，分别是公元1729年、1789年和1849年，而主持修家谱是件大事，年纪太小或太大都难以完成，因此可以基本断定这块匾题于公元1789年，也就是程圭璋完成《河南程氏正宗谱系》的前三年。

　　对于“年家姻眷”的提法，范西岳说，按照清朝的习俗，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程圭璋是贡生，应该参加过科举考试，这里的“年”或许是“同年”的意思，而“家”则或许是“通家”的意思。

　　“通家”的典故来自于东汉末年孔融拜会李膺的一段史实。十岁那年，孔融随父亲来到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但是他“不妄接宾客”。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他小小年纪如此聪慧，是个“异童”（《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

　　而历史上，张载和二程的关系要比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亲近得多。张载是二程父亲程鮱的表弟，也就是二程的表叔。公元１０６１年，张载首次到京师汴梁讲《易经》，可是当他深识二程兄弟后，自知《易经》之学不如二程，就此终止讲说《易经》。由此可见，张家和程家为“通家”一点也不为过。

　　范西岳认为，这里所说“年家姻眷”，是指程家和张家世代交好、互为姻亲的意思。“二程故里”在嵩县田湖镇，距夹河村不远，互为姻亲也是很有可能的。因此这块匾，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宋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这两个理学世家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