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上清宫是“道源”、“祖庭”，从道家鼻祖老子在此炼丹悟道算起，已经有２５００多年了；从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在此修道算起，已经有１９００多年了。道家鼻祖是从洛阳走出去的，中国道教也是在洛阳发轫，而这一切，都与翠云峰和上清宫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上篇说到，老子在邙山悟道之后，西出函谷，西渡流沙，不知所终，把一个好端端的翠云峰，留于邙山峻岭之上，悬在人们的惦念之中——难道这样一个修道、悟道的好地方，就此荒废了不成？

　　其实这是多虑了，已有了圣迹仙踪的翠云峰，不但没有荒寂，还引得高士频来，信客蜂拥——到了汉代，中国自生自长的宗教“道教”，在此酝酿并诞生了。

　　话说春秋既过，战国时代来临，老子的道家学说，与托名黄帝的学说联姻，孕育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像一阵旋风，在洛阳城迅速酿成，又倏忽东移，很快吹到了齐鲁大地，在如今的山东境内传播开来。

　　当时的齐鲁文化，已得河洛文化滋养，浑身带着河洛文化气息，现在又接纳了从洛阳传过来的黄老学说，那真是眉眼都像河洛文化了。

　　齐国的都城是临淄，临淄城南，有一个地方叫“稷下”，此地成了“黄老学派”集中活动的地方，于是“黄老学派”在此摇身一变，成了“稷下学派”。再到后来，战国烟消云散，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坐镇咸阳，开始焚书坑儒。可是他没料到：他刚刚在城市强暴了文化，文化便有了“乡村版”。很多学者，为了避难和保存典籍，纷纷从城中逃往乡下，其中包括一大批道家信徒。

　　道家学说一来到民间，便充满了勃勃生机，涌现出无数高士。其中第一个高人便是张良。当年，他骑着小毛驴，念着《道德经》，辅佐刘邦东征西讨得了天下，成为西汉开国功臣。其后出现的第二个高人便是张陵（后又名张道陵）。东汉明帝统治时期，张陵来到洛阳，登上邙山，朝着老子炼丹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结果这一坐不要紧，逍遥飘逸的道教，在洛阳有了雏形。　

　　你该说，张陵何许人也，道行竟如此之深？其实他来历非常，乃是张良的八世孙，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他与洛阳很有缘分，年轻的时候，先在洛阳太学读书，是一个潇洒的太学生；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开馆授徒，成为大儒。

　　２５岁那年，张陵又来到洛阳，参加了一次由朝廷主持的考试，取得“贤良方正”资格，被分配到巴郡江州（今重庆）做地方官。起初，他满腔热情，准备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把自己管辖的地区治理好。后来他慢慢发现，地主豪强掠夺起农民的土地来，就像饿蚕吃桑叶一样，他想尽办法也无法阻止。思来想去，他不想当官了，向朝廷写了辞职报告，辞去了江州令的职务。　

　　不当官了，往哪里去呢？他往洛阳来了。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７２年），张陵来到京城洛阳，这是他第三次来洛阳了，这次他准备长期在此修炼。他来到翠云峰老子当年修炼的地方，一心一意研究《道德经》。

　　《道德经》很好研究吗？不是的。《道德经》初成之时，没有断句，更没有注释，犹如天地未开，混沌难辨。张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不出所以然，直看得桃花也谢了，看得蝴蝶都飞了，还是看不懂。

　　原来，这“道德”两字，与我们现在说的“道德品质”概念完全不同。这个“道”，指的是化生万物（包括人）的原物质以及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个“德”，指的是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本性和本质，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当时老子将《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来写：上篇为《道经》，３７章；下篇为《德经》４４章，合起来是《道德经》，共８１章。如此鸿篇巨制，论述的是宇宙大理大法，初学者确实不容易掌握。

　　不容易学，说明学问、哲理深，张陵只好慢慢地学。结果３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觉悟，没能悟道。直到有一天，山上来了一只老虎……

　　二

　　张陵在翠云峰修道3年后，有一天突然从山上跑来一只老虎。此虎通体雪白，口中叼着一片竹简，来到他面前，缓缓卧下，拿眼瞪着他，看了他一阵子后，放下竹简就走了。

　　张陵不知其意，等到白虎走远了，才从地上捡起竹简，不看则已，一看大喜，原来这竹简上写的是一道符，符文内容与“道”有关。张陵一拍脑门，豁然开朗，大彻大悟。

　　他从此悟道，领会并掌握了老子学说的精髓，讲起《道德经》来，能够阐发精微，令人信服。而他举手投足，竟也能与天地自然相谐了。

　　当时的天空是东汉的天空，执政的是喜欢道家学说的汉和帝刘肇。他听说张陵在邙山悟道了，就派朝官拿着他的诏书，让张陵下山做官,封张陵为三品印绶，并征为太傅。张陵看了，不为所动。接着，汉和帝又派朝官来到翠云峰，封张陵为冀县侯，张陵还是不为所动。汉和帝第三次派人来时，张陵又拒绝了，不过他让朝官给皇上捎去一句话：“清心寡欲，天下自治。”此语玄妙，有双关之意，像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又像是劝说皇上无为而治。

　　为避免受到干扰，张陵决定离开京畿之地，到皇帝看不到也想不起来的地方去修炼。他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从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７２年）到和帝永元四年（公元９２年），他已来洛阳修炼２０年了，道教教义已在他脑海中形成，现在是该离开翠云峰，把这些道义放之四海以求印证了。

　　张陵和老子不一样。

　　老子离开洛阳后是一直向西，而他离开洛阳后则一直向东而南，到了桐柏山，再南下来到江西的云锦山，然后又折向四川的鹤鸣山。他每到一处都筑坛修炼。在云锦山，他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二年有五云绕鼎，三年丹成龙虎现，云锦山从此改名为龙虎山。他服用龙虎丹后，返老还童，６０岁的他，看上去像３０多岁，面色红润，行走如风。他在鹤鸣山炼丹时，山神被感动了，百花摇曳，春风呼应，还有一对仙鹤翩翩而来。这些事情看来神乎其神，其实这是道教接近自然之故。那时候人与自然贴近，就像流水流动一样，由高向低，浑如天成。

　　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张陵带着弟子到青城山降伏妖魔，青城山一带百姓信服他感激他，纷纷入“道”，大家奉张陵为“张天师”， 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经典，道教从此建立，划分了二十四个教区，简称“二十四治”（治就是传教点）。当时规定：凡入教者，需交五斗米以供斋醮之用，后称之为“五斗米道”。道教还规定：教民，内须慈孝，外须敬让，不准兴讼好斗，严禁欺诈民众，信仰之神是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话说这“二十四治”当中，就有一个“邙山治”，即洛阳道区。这说明张陵没有忘记在翠云峰上得道的一段经历。《云笈七签》也把邙山列为“天下第七十福地”。

　　尽管翠云峰受到道教重视，但没有在此修建道观。而没有道观就等于没有活动平台，只可怜：汉时翠云峰上月，年年月月照空枝。

　　那么，究竟是到了什么时候，翠云峰上才出现了道教建筑呢？是在隋代。

　　三

　　话说道教既立，张陵于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仙逝，享年１２３岁。

　　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张衡继续传道，他的孙子张鲁也在传道。这样传到东汉末年时，天下战乱四起。在汉中，曹操的军队发现了张鲁在传道，而且道行不浅，就汇报给曹操。曹操把张鲁请到了洛阳。

　　张鲁来到洛阳，对翠云峰崇敬有加，因这里是他爷爷张陵的悟道之处。他开始认真地在洛阳布道。这样一来，“五斗米教”才真正在洛阳传播开来。《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曾提到这些事。其实汉代道教之风，多次吹拂了北邙之树——

　　东汉时，辽东人帛和修道有成，被汉桓帝发现了，想把他请到洛阳来传道，可他就是不来，桓帝派人前去，把他簇拥到官车上，不由分说送到洛阳。帛和来到宫门前，桓帝问他话，他一直低着头，不吭声。皇帝走后，他担心皇帝还要来问，干脆提起笔，在宫门门板上一口气写了４００多个字。

　　此事很快被报告到桓帝那里。桓帝很生气，命人刮掉门板上的字。可墨迹已渗到木板的纹理中，刮去上面的字，下面又显出字来。

　　其实这是帛和写给桓帝的道义，桓帝不懂，结果放他云游去了。帛和云游一番后又回到洛阳，在翠云峰长住，收徒传道，最后在洛阳创建了帛家道，成为道教一派。帛家道以洛阳为中心，不断向外传播，在道教史上影响很大。

　　帛和一直到西晋惠帝时才去世，其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所作的《水经注》卷十五中记载：帛和死后葬于翠云峰东北不远处，墓前有碑，上写“真人帛君之表”6个字。由此看来，北邙翠云峰，历来都是道人活动的圣地。到了曹魏时期，有一道士名叫侯楷，长安人，字发光（这已经很有点儿道家意味了）。他来到洛阳之后，更与道教有很深的缘分，因为他得到帛和留下的《三皇内文》。得到此真经之后，他马上跑到翠云峰上修炼，每日里高声诵读《三皇内文》，一直朗诵到附近三棵小松树都长成了大树，他就悟道了。许多年之后，人们在那三棵松树附近盖了一座“三松观”。

　　这些建筑，都是在隋代之后出现的。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寿命只有３０多年，但在３０多年中，干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修通了大运河，疏通了南北漕运；创建了科举制，梳理了文官选拔制度。这个朝代既尊佛又尊道，文化普及工作搞得也很好，这是一个办事效率最高的王朝。

　　而这一切，多半依赖于隋炀帝。

　　随炀帝当权后，初登邙山，站在翠云峰上，往南一看，看到了伊阙，说：“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身边有位大臣会说话，回答：“不是不建，而是等着您来建的呀！”因为此前的汉魏故城，是在白马寺东边，而自隋炀帝开始，就对着伊阙建起东都，大刀阔斧，好不气派。伊阙从此有了“龙门”这一称谓。

　　隋炀帝办实事，他拨出专款，在翠云峰上建了老子庙。他又下诏，令大臣杨素和宇文恺，在确定隋东都洛阳城的中轴线时，要“前直伊阙，后据邙山，洛水贯其中”。其中“后据邙山”依据之巅，就是翠云峰。

　　隋炀帝又令人在老子庙周围多植松柏，大搞环境绿化。至此，翠云峰绿色四合，鸟语花香，把一座老子庙温柔地揽在襟怀之内。至此，汉时翠云峰上月，才临隋代老子庙。那生发于汉代的道教月光，漫洒在老子庙的殿宇之上，使洛阳的道教活动有了很好的平台，从而为唐代修建上清宫并大力推广道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