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县程村二程故里大门。 （资料图片）



嵩县程村二程故里大门。 （资料图片）

　　可是光有泉水还不行，还得有吸纳泉水的好苗子。

　　真巧，上天不失时机地为他准备了两个好学生。

　　一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程颢，出生于公元1032年，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另一个是程颐，出生于公元1033年，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两人只差一岁，接力一般来洛阳嵩县田湖镇“入户口”。

　　时人称程颢为“大程”，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

　　追本溯源，他们的祖籍是安徽。其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死后葬在伊川，从那时起其举家迁至西京洛阳之地，遂为河南人。

　　程颢10岁时写了一首题名为《酌贪泉》的诗，其中有两句：“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意思是说他的心根牢固，外在因素很难动摇。程村人如今还说：程颢从小就像个小大人似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十二三岁就谈诗论道，端着架子，一如成人，显得非常不活泼。

　　但他的弟弟程颐却很活泼。当地现在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小时候读书很用功，把《诗经》、《尚书》、《中庸》、《大学》、《论语》等背得滚瓜烂熟，同时还研究天文、地理、世俗、人情。他每天来学馆非常准时，绝对不会迟到或旷课。而只要一读上好书，便像着了迷一般，吃住在里面，连续几天不出学馆门。

　　弟弟程颐却和他正相反。

　　弟弟认为读书没啥意思，经常逃学，到附近的山上和河边玩耍。但弟弟的脑袋瓜好使，无论什么文章，读上一两遍，统统会背诵，先生问起来，也能对答如流。只是若往深层逼问，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

　　一天，程颐又溜出学馆后门，爬上一棵大树去掏鸟蛋。这程颐本是个掏蛋专家，各种各样的鸟蛋见得多了，但这次摸到的却让他大吃一惊：这鸟蛋怎么四四方方的？天下哪有这样的怪蛋？他抓了两个就往学馆跑，想问问哥哥这是什么蛋。

　　可他还没跑进学馆后门，那两只受惊而飞的大鸟便追上来啄他，绕着他的头飞来旋去，大声鸣叫，让他放下鸟蛋。他一看：两只大鸟羽毛艳丽，声如犬吠，与别的鸟儿大大不同。

　　程颐跑进屋赶紧问哥哥这是啥鸟蛋?程颢告诉他：“这是丁郎蛋。”程颐问：“你怎么知道?”程颢说：“你没听到这样的歌谣么？丁郎丁郎，下蛋四方。叫声如狗咬，窝是灵芝草。栖在檀香树，浑身都是宝。”

　　程颐听了，瞪大眼睛，显得很惊讶。程颢见弟弟有所触动，就说：“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关于这丁郎蛋的事情，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只因你不认真读书，光知道出去玩，所以你不懂啊！”程颐听后羞得满面通红，惭愧地说：“哥，从今后我也像你一样读书，再也不贪玩了。”

　　在嵩县还有伊川，流传着许多关于“小程”不如“大程”稳重好学的故事，其实到了后来才明白这都是夸赞“小程”机灵聪明的，诸君再往后看就明白了。

　　二

　　这程颐说到做到，从此发愤读书，很有长进，而且他不学则已，一学起来就刹不住车，书本上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他的父亲意识到：该给哥俩找师父了。

　　父亲为他们找的师父，个个都是宋初鼎鼎大名的学者，且都是研究理学的专家。其中的张载先生，是他父亲的表兄弟，写过一本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西铭》。还有一位是上通天文，下懂地理，又熟悉易经要义的邵雍先生，就居住在洛阳桥附近。

　　这样一来，“二程” 得以和这些理学先生亲密接触，近水楼台，兄弟俩好像理学田间的两棵小苗苗，雨露滋润禾苗壮，二程哥俩在成长！这样到了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哥哥１５岁，弟弟１４岁，经父亲的介绍，两人双双拜在周敦颐门下学习。

　　“二程”的父亲程珦，对两个儿子寄予很大希望。在激励后代学习这方面，他很推崇唐朝诗人杜甫，杜甫在教育子孙时曾说“诗是吾家事”，于是程珦激励两个儿子也要认真学理学，把研究理学当成自家的事情。

　　哥弟俩干事情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弄出大动静。程颐刚刚18岁，就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

　　国家元首宋仁宗觉得这孩子很可笑，信中的语气俨然帝师一般，就很“大度”地让这些合理化建议石沉大海了。这样子到了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二程”只好来到京师闯荡。

　　当时京城学术气氛浓厚，尤其是理学研讨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鸿儒荟萃，大家云集，非常热闹，而小字辈“二程”却不怯场，敢于登坛演讲，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次，大学者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诸生，程颐很快交卷，胡瑗一读大为赏识。

　　来到京城的第二年，也就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程颢考中了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任主簿。嘉祐五年又调到上元县（今属江苏）任主簿。他在任上实行均田法，取得了好成效。后来他做了代县令，开始有意识地在治下渗透理学。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程颢来到泽州（在山西）任晋城令，管辖的地方更大了，他更有意识地推广理学，每每把自家的抱负与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矢志书写振兴理学的家国春秋。他使民众知孝悌，发动乡绅兴学校，移风易俗改陋俗，在司法行政上也很有一套。

　　“大程”已经颇有政绩了，那“小程”现在何处呢？

　　原来程颐一直潜心研究学问，并不曾做官。其间吕公著曾荐他出来任职，但他以“自以为学不足”，尚需深造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

　　这一阶段“二程”的区别在于：哥哥科举顺利，26岁就中进士，而弟弟一直到39岁才考中；哥哥入仕较早，30岁以前便到各地担任基层领导，对现实生活有较深了解，而弟弟则没有这些经历，一直呆在书本里精研细读，对义理有较深体会，对理学诸家的理论体系，梳理得比哥哥细致。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篇提到的——“二程”的学问，究竟是不是来自那个写《爱莲说》的周敦颐？其实哥弟俩在宋代就以一句惹人争议的惊人之语作了回答。

　　三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俺哥俩的理论，是自己创立的！

　　咳！这话听起来是有点让人吃惊，有点骄傲自满的意思，若周敦颐老先生还活着，听了学生的这句话，保不准要吹胡子瞪眼生气了。

　　这句话的原版是“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谁说的？哥哥程颢说的；出自何处？《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

　　读读理学发展史就可发现：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很小。相反，他之所以被认为是理学之源的开山之祖，恰恰是沾了他的学生“二程”的光。是“二程”构建的“洛学”，传递和弘扬了周敦颐的一些理论。

　　“二程”十四五岁时，确实问学于周敦颐，但学习过程很短暂。少年时“二程”的思想，主要来自张载和邵雍，与周敦颐的关系并不大，“二程”也不甚看重这个周老师，曾稍带贬义地说“周茂叔穷禅客”（《河南程氏遗书》卷六），批评他的老师耽于佛理而儒学不纯。

　　从“二程”的理论体系来看，也明显不同于周敦颐。后世之所以给了老周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南宋朱熹极力维护老周的结果。

　　实际上“二程”的理论体系才是理学的根本，其中包括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三方面。在天理论方面，他们以“理”(“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把儒家的 “天人合一”用“天人一理”表达出来。认为万物都有各自的理，而世界万物又有一个共同的理。这个理便是宇宙的总根源，不仅是自然界的主宰，而且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

　　“二程”的影响很大，“洛学”创立后，弟子遍布中原、蜀中、关中、闽赣、吴越、湖湘等地。在众多的弟子中，以谢良佐、杨时、游酢等最为有名。后来又形成程朱、陆王、湖湘诸派，贯穿宋元明清各代，甚至影响到今天。

　　2001年5月，金庸访问少林寺时，顺道参观嵩阳书院。在嵩阳书院的建筑，金庸最想看的是“二程”当年讲学的地方。他被带进后院的一间小讲堂，里边摆了几把旧木椅。讲解员请金庸在正中的椅上坐一坐，体味当年“二程”讲学的情形。金庸坐下后笑道：“在岳麓书院，我曾坐过朱熹讲学时坐过的椅子，现在又来坐‘二程’的教椅，真是荣幸！”

　　其实，“二程”为后人留下的，岂止是几把坐椅？他留下的是整部“洛学”……请看下篇《二程理学的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