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清晨，天尚未大亮，大唐宰相武元衡便出门上朝，刚刚走出靖安坊东门，就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刺杀，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位来自洛阳的宰相喋血京城街头，成为唐朝第一凶杀案的最大受害者。

　　一

　　上篇说到，武元衡在西川执政7年，政绩卓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被召回京城，继续担任宰相。

　　武元衡回朝之后，让他头疼的还是那个“藩镇问题”。原来，唐朝实行藩镇制度，藩镇节度使是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拥有“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等多种权力。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常爆发战争，直接导致中央政权的弱化和地方政权的坐大。

　　藩镇制度自古就有，设置的初衷是为抵御外敌。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后，开始大规模设置节度使，使其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还可自己任命副手和幕僚。这样一来，节度使很容易培植亲信和自己的势力，最终不服管束对抗中央，“安史之乱”就是一个例子。

　　奇怪的是，唐王朝在吸取“安史之乱”教训时，又钻进另一个死胡同：为抵御和牵制像安禄山这样的边防节度使叛乱，竟把藩镇制度扩展到内地。于是，在今河南﹑江苏﹑湖北这样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了节度使﹑防御使等大小军镇割据势力。他们逐渐坐大，不服中央管制。

　　德宗李适执政后试图削藩，但措施失当，反而引起节度使起兵叛乱，弄得他两次逃亡避难。后来朝廷勉强平定了叛乱，但再也无力控制藩镇势力了。德宗无奈，发布《罪己诏》，声明不再约束藩镇。

　　德宗、顺宗之后的宪宗（李纯）皇帝态度却很强硬，上台第二年便拿藩镇开刀。他采取的办法不是下文件，也不是撤换地方长官，而是直接动武讨伐。

　　宪宗皇帝为什么这么强硬？原来他身后站着武元衡——“老武”对待“坏藩镇”的方法是直接“动武”，在这方面他是有名的强硬派。

　　二

　　早在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宪宗就在李吉甫、武元衡的建议下，派大将高崇文平定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这对藩镇有极大的震摄作用，节度使人人自危，纷纷要求脱离地方入朝做官。当时的镇海（浙江）节度使李锜，迫于形势于这年九月请求入朝。宪宗明知他不是真心入朝，但还是准了他的请求，并拜其为右仆射。

　　这时的武元衡刚担任宰相８个多月，皇上已和他谈过话，让他当年１０月去担任西川节度使。按说这时他本该在家准备行囊，不必来管李锜入朝不入朝的事情了。但他看出李锜本无归顺朝廷之心，就以国事为重，提醒皇上提防此人，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

　　果然，李锜又打来报告，说自己已经准备入朝，但突然病倒了，一时还不能进京。宪宗很生气：这个李锜怎么出尔反尔？于是他征求大臣意见，看咋办。大家意见不一致，有同意李锜延期入朝的，也有不同意的。武元衡认为：李锜这是戏弄朝廷，他必须按期入朝！他还说，这不是他入朝不入朝的问题，更是地方听从中央，还是中央听从地方的原则问题。

　　宪宗赞同武元衡的意见，下诏敦促李锜马上入朝。

　　李锜一看圣旨到，拖延入朝的阴谋破产了，干脆起兵反叛。武元衡向宪宗说，他反叛，就坚决镇压，没啥可说的！于是宪宗派兵征讨，只用一个月就除掉了盘踞浙西的李锜势力。

　　宪宗连续除掉几个割据势力后，江南经济得到发展，中央财力有所增强，宪宗决心进一步削藩，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均赞成。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请求接任。当时的淮西节度使统辖着蔡（今河南汝南）、申 （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之地，长期不服朝廷管理，30年发生十几次叛乱。宪宗早就忍无可忍了，这次借地方长官换届，拒绝了吴元济的接班要求。

　　吴元济很恼火，纵兵四处劫掠，公开与朝廷叫板。朝廷召开紧急会议，武元衡认为：吴元济占据的蔡州，地方虽然不大，但逼近东都洛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吴元济从蔡州向东北推进，可控制汴州（今开封），切断运河交通，威胁朝廷漕运，因此淮西叛乱是心腹大患，必须坚决镇压。

　　朝廷急令各地藩镇勤王，助朝廷讨伐淮西。可是，不少藩王态度暧昧，在服从中央或支持叛乱之间徘徊；一些朝臣也忧心忡忡，生怕事态扩大不可收拾。武元衡的态度很坚决，他鼓励皇上发兵。

　　于是宪宗令严绶率兵讨伐。但严绶私心太重，为保存实力，作战时磨磨蹭蹭，一年时间竟毫无进展。吴元济却一边坚决抵抗官军，一边向另外两个节度使李师道、王承宗求救。

　　李师道、王承宗此前与吴元济不和，但此时他们意识到：若朝廷灭了淮西，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立即上表“请赦元济”——几个藩镇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三

　　面对藩镇勾结，宰相武元衡审时度势，指出应当马不停蹄继续平藩，不能有丝毫犹豫。宪宗的信心也很足，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李师道和王承宗，表面上支持朝廷，暗地里却支持淮西。李师道装模作样地派出2000士兵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上是援助吴元济。他还招募数百名地痞无赖，攻入朝廷设在河阴（荥阳）的转运院，烧毁大量钱财、布帛、谷物，给唐军后勤补给造成极大困难。

　　这还不算，他的又一个卑鄙计划也将实施——派人潜入京城，刺杀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御史中丞裴度。因为他清楚：如果这两个人死了，其他朝臣就不会再言用兵之事了。

　　也许是心灵感应，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身在成都的美女诗人薛涛，突然梦到了她的情人武元衡——她看到京城长安物候异常：郊外曲江岸边盛开的梨花，一夜之间全部凋落，落到地上之后却变成了殷红的桃花，像血一样；她又看到，皑皑白雪中，武元衡缓缓向她走来，穿着白色的长袍，可走着走着长袍竟变成了红色，像染上了鲜血……

　　不祥之梦马上就要和现实重叠在一起了——

　　正是这天早上，天还没亮，长安城里一片寂静，城中最宽阔的朱雀大街两旁，店铺门户未开，居民还在酣睡。放眼望去，隐约可见一队侍卫打着灯笼，簇拥着武元衡出了宰相府邸。

　　宰相上朝的时辰到了。

　　谁也想不到：刚走出靖安坊东门的武元衡，突然听到黑暗之中有人高呼一声：“灭烛！”侍卫手中的灯笼顿时熄灭了，周围一片漆黑，情况有些异常。前导卫骑呵斥：“什么人？想干什么？!”暗中突然飞来一箭，把导骑射下马来。事发突然，白刃闪闪，暗箭乱飞，武元衡的卫士抵挡不住，开始四下逃逸。骑在马上的武元衡正惊愕间，“嗖”的一声从树上跳下一人，用一根大棒击中他的左大腿，一时骨碎钻心，他疼得叫了起来。

　　接着又有几个人越树提剑而下，个个都武功高强，他们不慌不忙，一人抓住武元衡的马缰，牵行十余步，举烛看清是武元衡之后，才当胸一刀将他刺死，然后又剁下他的头颅，包裹起来回去报功。

　　仅仅是一瞬间，唐朝著名宰相兼诗人武元衡就横尸街头！ 可怜他那匹坐骑，再也不能背负着主人，它哀哀前行，一直溜达到大明宫的建福门。

　　《唐书》中记载武元衡之死，语气凝重：“元衡宅在靖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

　　天欲破晓，路上渐有行人，巡逻兵士发现有人被杀，呼喊奔跑，“声达朝堂”，百官惊惧，不知遇害者是谁。直到武元衡那被砍去脑袋的尸身被人发现，大家才知是当朝宰相遇害！

　　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四

　　话说当天早上，裴度也像武元衡一样，在那个时辰骑马出宅，准备上朝。当他沿着通化街西行一段距离后，突遭一名刺客暗袭。刺客用剑刺他3次，也真是他命大：第一剑刺过来，削断了他的靴带；第二剑划破了其上衣；第三剑朝着他的头刺来，幸亏他头戴厚毡帽，没被击中要害。

　　裴度虽没那么多的卫士，但有一个勇敢的随从也就足够了。随从王义护主心切，见刺客挥剑追杀不已，就从背后抱住刺客，大声呼救。刺客回身，砍断了王义的手臂，返身又追杀裴度。刚好这时裴度跌进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才停止追杀。裴度这才幸免于难。

　　只一会儿功夫，两位大臣一死一伤，此乃惊天大案，有唐以来绝无仅有，京城一片哗然。宪宗紧急下诏，以后宰相出入，须由金吾骑兵护送，宰相所过之处，路人必须回避。此令一下，反增京城恐怖气氛，朝臣天不亮上朝，都是战战兢兢的。

　　这次行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刺客都显得很从容。更为可气的是，他们行凶后竟在京城郊县留下字条，威胁破案的官差：“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意思是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办案者竟真的被吓住了，一连几天不敢行动。当时44岁的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对破案不力十分不满，上疏请求急捕凶犯。权贵们却怪他官微言轻，越职言事，将其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兵部侍郎许孟容见状，觐见宪宗，哭着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而盗贼却不能捕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受到触动，立即下诏：凡擒获刺客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隐匿者族诛。

　　于是，朝廷派兵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展开大搜捕，无论公卿贵戚还是平民百姓，均须配合。凡疑家中砌有夹墙或暗道者，重点搜查。洛阳当时是陪都，也是刺客的窝藏处和中转站。事发之前，李师道就在洛阳设下伏兵数千人。其中一兵士事发后突然“觉悟”，悄悄到洛阳留守府告密，说李师道已秘密派兵潜入洛阳，预谋叛乱。

　　东都留守吕元膺得此消息，紧急带兵捕剿，数日之内，捉拿李师道党羽数千人。不久，五名刺客落网，全部被斩首示众。即使这样，58岁的宰相武元衡也永难复生，成了宪宗心中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