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河南最后一次乡试试卷刻本。“中州形势论”为该科乡试考题之一，此为第十八名陈铭鉴所做的文章



课业《此之谓自谦》，先生的评语为：“一讲明畅，余尚按题未善。”

□本报记者  张鲜明

  知道母校河南大学曾是河南贡院所在地，听说过科举考试和八股文，读过范进中举那可笑而可悲的故事，记得鲁迅先生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所描述的私塾先生教书的情景……从前，我对于旧时的文化传播方式与教育方式的了解，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如果要说出点具体的东西，那就是教师爷头上的瓜皮帽、鼻梁上圆圆的眼镜、阴郁的目光，他们手中用来责打学生的板子和教鞭，还有私塾里一阵阵单调的、有气无力的念诵声……这一切，难道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曾经的文化传承之路上的风景吗？如果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是如此的可厌和无趣，华夏文明何以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衰？

  这个深藏在我心中的疑团，因“红烛业——明清师德师风笔墨珍藏展”而得以化解。这个由河南大学、光明日报社、聚协昌博物馆联办的展览，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旧时学生的课艺作业，二是旧时老师批改过的课业卷，三是旧时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试卷和红誊课业卷，四是旧时科举的有关实物。10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沿着河南大学老校区6号楼的台阶，走进“红烛业”的展厅。展厅里灯火通明，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由白婧、白鹤编著的与展览同名的读物，墙壁上、展柜里、柱子上满天满地都是展品，仿佛是那本《红烛业》长了翅膀飞升而去，扩展成2000多件展品，无声地讲述着那个时代文化传承的故事。

  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学生的课业。那是一张又一张绵纸，上头写着或娟秀或稚拙的毛笔字，要么是誊抄的名家名篇，要么是学生写的文章。在这些课业之上，总是布满了圈点和勾画的墨痕，譬如“切雅发挥，无意不搜，无词不雅，足见伏案功深”，又譬如“破有远神，虽不免犯突，语气自然舒畅”等等。那个年代的教书先生对待学生的作业和试卷，不仅是打个对错、给个等级，而是在精彩的地方圈点，在不妥之处给予批注，在全篇结束处写出评语。其中，仅批注重点就有内容、写法、结构、语言等，批注位置有眉批、旁批、尾批等，批注内容有注释、提要、批语、警语等，批注方法有赏析语言、剖析写法、批判文本、质疑问难等。

  我了解到当年文化传承的模式。《红烛业》中介绍，古代私塾教育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模式，最核心的教育理念就是注重个体差异、关注个体发展。私塾不设班级，不论是点书、还书、温书，还是习字、写作、联系对偶句，都是一对一的个别教授，更有利于因材施教，激发每个人的学习潜能，使其从浅到深、由易到难一步步夯实知识基础。古代书院教育强调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以及读书指导。这种教育模式，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提倡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强调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从当下的眼光看，这样的方法依然是先进的、科学的。

  我走进了“红烛”的光里。《红烛业》告诉我：“历代塾师或是参加科举屡遭失败的读书人，或是获得一定功名而未能进入官场的读书人，或是已做官而被革、被罢、退休回乡的读书人。”旧时的教书先生很穷，有诗云：“先生虽读万卷书，一字不堪疗肌腹”；旧时的教书先生很难，朱载堉在《教学难》一诗中叹息：“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他们真的是流泪的红蜡烛，在清贫的物质生活环境中坚守文化传播使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然而，他们的精神肖像却是那样的伟岸和闪光，一如展厅里高高悬挂着的孔子像。这张孔子像，冠冕巍峨，眉宇清朗，神情端庄，在深沉冷峻的表情之下，透出慈爱、悲悯和智慧的光芒。这实在是对教师心灵最生动、最本质的描绘。

  你看，学生的课业、作文和考卷上一个个红色的圈点与繁密的批注，不正是老师倾洒给学生的心血吗？其中包含着多少的慈爱与关怀。你看，那用来责打学生的戒尺和教鞭，它传达的不是冷酷与仇恨，实在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大悲悯。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光绪二十九年河南最后一次乡试的考题，竟然是“中州形势论”！从这个考题，我们就会感知那个年代的“红烛”们，是何等的高瞻远瞩、与时俱进。他们在那个年代，竟然萌生出与今天的中原经济区相一致的宏大构想，这是何等的见识！

  走出《红烛业》的展厅，夜色中母校那灯火满窗的6号楼多像一支支燃烧着的红烛啊！一定是遥远年代无数教师的灵魂，正穿越时空，化作冲天的烛光，温暖而深情地照耀着我们……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