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讲究以才取仕、以德用人，当官要凭真才实学，跑官买官现象不普遍，反倒是朝廷要给有功之臣加官晋爵时，常常遭到他们的拒绝，有时甚至数次拒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宋朝的名相名臣，几乎都有过拒官经历。包拯考中进士后，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评事、建昌知县，包拯“以父母皆老，辞不就”。范仲淹任边帅，迫使西夏主动讲和，战功赫赫。当时，王举正任参知政事，优柔寡断，无所建明，谏官欧阳修等一批人极力举荐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宋仁宗欣然同意，并下了任命诏书，范仲淹却以“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的理由坚决推辞。而宋仁宗、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富弼，一生拒官近百次，更是史上少有。

    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彦国，洛阳人，1030年中进士，青年时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赏识，被喻为“洛阳才子”，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好。1042年，北方辽国大兵压境，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十县之地，战争一触即发。战争和割地，当然都不是宋朝所能接受的。当时，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将赴辽谈判，然而，辽国气势汹汹，赴辽如同赴死，大臣们无一敢去，宰相吕夷简推荐了时任知制诰的富弼。官轻势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荐，而且在面对皇帝时慷慨陈词：“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动，想提拔他以枢密直学士之职使辽，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

    在使辽的过程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辽国国主，富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义正词严，时而委婉规劝，经过数轮艰难曲折的谈判，最终以“二十万岁币”与辽签订了和约，使辽国取消了南侵计划，免去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并带来了此后长达48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的确不辱使命、劳苦功高。不过，当宋仁宗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时，他非常诚恳地推辞说：“增岁币并非是我的真实意愿，目前西夏扰边，朝廷无法他顾，因此，对于辽国的无礼要求，我不能以死抗争，只好用此权宜之计，这哪有什么功劳呢？赏赐，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后来，宋仁宗拟用富弼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机大臣，这种职务只有军功卓越、年长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辞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他接受了。当年7月，宋仁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富弼面见宋仁宗说：“目前与辽国修好，边境无事，百官会说这是使辽之功，一旦辽国撕毁和约，卷土重来，我则百口莫辩，罪不容诛，请您不忘辽国轻侮之耻，卧薪尝胆，以图振兴。”他把任命诏书当面还给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绝了提拔。

    富弼以京东路安抚使出知青州期间，恰逢河北大水，流民涌向京东。富弼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设法安置灾民，动员所辖地方官府和富户捐粮救灾，开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饥民为兵，通过多种形式共救活濒临死亡的灾民50多万人。为此，宋仁宗要提拔他为礼部侍郎，富弼认为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本身职责，“辞不受”。

    1055年，经过多个岗位历练、创造了许多佳绩的富弼，56岁时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堪称众望所归。1058年，富弼的母亲去世，他辞官奔丧。宋代有“丁忧”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应弃官居家守制，服满再行补职，但对于宰相，皇帝常常在其“丁忧”未满，就提前召回，称为“起复”。富弼归家后，宋仁宗一直没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虚位以待。不久，思贤心切的宋仁宗就连连下诏，要求富弼复职，富弼却以这种只适应特殊情况而设的“起复”制度，不宜施于太平之时为由，连续5次上书，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皇帝的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忠君爱国，年老以后，更不贪权恋位。他入仕50余年，累计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间难得的谦谦君子。其实，在宋朝士大夫间，像富弼这样多次拒官的还大有人在。翻阅《宋史·列传》，“固辞，坚辞，力辞，辞不受，辞不已，辞不就……”这些在今天看来异乎寻常的词语，当时的使用频率却非常高，俯拾即是。这是为什么呢？

    从富弼的这些拒官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宋朝的用人方向和官场风习。前面也说了，宋朝取仕讲究才学，讲究德行，讲究能力。违反这些条件，靠送人情走后门拍马屁之类的手段，是绝对考不出个进士或者状元来的，是绝对跑不出个学士宰相来的。同时，宋朝士大夫拒官也并非装模作样，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一个个都是学出来的、修出来的、干出来的，懂得珍惜岗位资源，讲究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的突击提拔和违规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会被御使们弹劾的，也是会被同僚们耻笑、被唾沫淹没的。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当官要有官品，德才与位子相称；升官要能服众，名声与提拔对等。于是，官升得太快时，辞；破例太多时，辞；与孝道相矛盾时，辞；与嫌（避嫌）、亲（涉亲）、籍（同籍）相冲突时，辞……

    拒官成为宋朝官场风习，许多人甚至数十次、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作者：晏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