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开封府作为位居首都的“天下首府”，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即位之前都曾在这里当过府尹，并且先后有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蔡襄、苏颂、曾公亮、宗泽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在此任职。在这些人物当中，最出名的当数包拯。
 
　　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人(今安徽合肥肥东人)，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进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包拯在元、明时期，随着话本、戏曲的流行而家喻户晓。包拯也在民间获得了很多绰号和俗称，比如“包黑子”、“包文正”、“包相爷”、“包公”、“包大人”、“老包”、“包青天”、“包家”、“黄河清”等。

　　包公案中，有历史明确记载的只有“牛舌案”。后来，在话本、章回小说、戏曲和民间故事当中，包拯故事就出现了《狸猫换太子》、《陈州放粮》、《铡美案》等衍生作品。这些多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它们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憎恨和对清正廉明、大公无私的向往。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知建昌县、监和州税，包拯信守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放弃官职，侍候父母。直到三十六岁时父母亡故后，他才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这期间写了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表达他的心志，做人要光明正大，成国家栋梁，应青史留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许多奇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

　　村民刘全家养的耕牛的舌头不知给谁割掉了，他急到县衙门报案。包拯问明案由，初步判定是刘全的仇人干的。就对刘全说：“看来，这头牛是活不长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卖，我再资助你一些钱买一头牛，别耽误农时。”

　　刘全刚走，包拯当即出了一张禁杀耕牛的布告。

　　本县晓谕黎民百姓：为确保春耕春种，保养好耕牛，严禁私自宰杀。如有病牛，须请牛医诊治；诊治无效的，先报呈县衙，经查验后，方可宰杀。未经查验，擅自杀牛的，一律严惩不贷。有人捕捉到杀牛者，官府赏银三百贯。

　　布告公布下去，没有反应，等到第二天，村民李安来衙门告密，说刘全擅自宰杀耕牛。

　　包拯分析李安的告密动机，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刘全宰杀的是残废牛，而这个自称刘全邻居的人明知杀残废牛还来告状，不就是诬陷好人吗？这人肯定和刘全有仇。包拯贴出布告本来就是要引刘全的仇人出来，刘全在报案时就提供线索，李安曾和他有仇，割牛舌头嫌疑最大。包拯研判看来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

　　一审问，果然真相大白：李安割了刘全家牛舌而又来诬告刘全擅杀耕牛。

　　包拯做了多年地方官，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之后进入朝廷，成为中央政府官员，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
 
　　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担任谏官，在这个职位必须敢于对朝政发表意见，论劾权幸大臣，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严重失误。包拯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征为师，精心选定魏征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

　　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宋仁宗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上奏皇帝：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宋仁宗接受包拯劝谏，取消了“覃恩”。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裙带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宋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还有名满天下的宋祁，也被包拯屡次弹劾。

　　宋祁在北宋时期大名鼎鼎，他和哥哥宋庠同时考中进士，都做高官，有“小宋”、“大宋”之誉。宋祁和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其中列传150卷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主持朝廷财政工作时，提出了著名的消除“三冗”和“三费”的主张，为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维护正常的经济运行作出了贡献。但是宋祁奢侈腐化同样天下闻名。

　　据史料记载，宋祁的日常生活相当糜烂，他风流倜傥，又喜好声色，周围是美女姬妾如云，花天酒地。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每晚在宴席散了之后，先洗盥完毕，让人把寝室的大门打开，放下帘幕，点燃两根巨烛，众多婢女丫环围绕四周侍候着，他坐在众美女中间，铺上稿纸开始写书。街坊邻居看到他写史书的情景，宛若神仙下凡，都啧啧称奇。有一年的一个大雪天，宋祁燃巨烛垂重帘，烤着炭火，众美女环列四周，他正写唐书列传，突然，他停下来问身边的众姬：“你们以前在别人家的时候，见过像我这样清雅脱俗的主人吗？”众姬都说没有见过。他又问一个以前曾经在宗室子弟家服侍过的美姬：“以前你家太尉遇到这种大雪天气时都做什么？”美姬说：“我以前的主人哪里比得上学士高雅，只不过是围着火炉欣赏歌舞，喝酒取乐罢了。”宋祁听了十分赞许，搁下笔来，传来酒菜，接着又是饮酒为欢，歌舞为伴，恣意享乐，通宵乃止。宋氏兄弟年少时生活困顿，哥哥宋庠位居宰辅，生活依然低调简朴。他听说弟弟经常狎妓纵酒，通宵玩乐，就劝他检点一些。宋祁根本听不进去。

　　宋祁的奢侈豪华，不但他哥哥看不惯，其他的正直之士也对他不满。包拯对宋祁的奢华糜烂生活非常反感，曾经多次弹劾和批评他。偏巧朝廷要提拔宋祁进宰相班子，包拯坚决反对，理由是宋祁道德败坏，丑闻满天飞，这样的人怎能委以大任？皇帝最终接受了包拯的意见。不久，京城传出一首谚语：“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

　　包拯还严惩贩卖私盐的淮南转运使张可久，连续上书朝廷罢免另一位贪腐残暴的淮南转运使王逵，真正做到了为民请命。
 
　　包龙图，坐大堂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足见坐住这个位置并非易事。

　　包拯在地方任职多年，深知民生疾苦，到皇帝身边工作，也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不惜触怒皇上为民请命。为了防止冤狱，方便老百姓打官司，包拯还改革诉讼制度。按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即告状人的状纸必须由门吏牌司收转，门吏牌司借机从中敲诈勒索，营私舞弊。包拯上任后，一改旧制，撤掉门吏牌司，开封府衙门向老百姓敞开，告状人可直接上庭送诉状，当面陈曲直。这样，可防止门吏敲诈勒索，使“吏不敢欺”，杜绝奸吏。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拯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应受杖脊(以杖挞脊背)。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

　　“包龙图，坐大堂”，戏文里的唱词彰显包拯坐镇开封府的威严，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执法，不留情面，纵使属吏从舅犯法，也予笞挞。在法律面前不徇私情，能够对自己的亲属依法论罪，几乎“六亲不认”。后世由此演绎生发诸多有关包拯的戏剧、小说，比如《秦香莲》(又称《铡美案》)、《铡包勉》、《打龙袍》、《三侠五义》等等，在民间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有关包拯的电视剧、评书等仍然广为传播。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这是包拯对自己做谏官时的总结，与他年轻时“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志向一脉相承。

　　“以法律提衡天下”，是包拯的一贯主张，百姓是国家之本，法令是固国之本，颁行法律务必要慎重。慎行法令，取信于民，则祸乱易平，天下易治。他认为国家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谏议，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同时法令必须是稳定性与适时变动性的统一，法令一经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发号施令，在乎必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改法律，该废除的要立即废除。

　　包拯的法律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司法实践上，毕生追求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目标，在他的文集中多处谈及自己的执法观点，“赏德罚罪，在乎不滥”；“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进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赏罚不滥，中正执法，也重视教化，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他劝谏皇帝不要任用苛虐之人做司法工作，理由是“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应该是“精选廉干中正之人”充当司法官吏，选拔监察官员更是“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可轻授”。对于贪官污吏，包拯认为他们是害国害民的蠢虫，不除掉他们，天下不得安定。为此，他曾上书皇帝“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要用法律手段严惩贪官污吏。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确实言行一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传说包拯不苟言笑，京师“人以包公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以至于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俗语。

    包拯为官清廉，其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其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杨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