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由河南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包公》一经播放，便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被谱成主题歌的那首《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千百年来，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包公精神，跨越时空乃至超越阶层，始终受到人们的敬仰。以史为鉴，包拯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或可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某种借鉴。本期讲坛版特邀请西南民族大学著名学者刘元树先生为我们讲述包拯与包拯精神。
 
　　■阅读提示：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跨越时空，传诸久远
 
　　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烂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大众中影响最为深广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来，或许就要数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奏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但是，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层、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思想基础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宝贵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
 
　　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再弹张尧佐》之一）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奏议中说，一斗大小麦市场实价50文，却被官府折变为100文，外加脚钱、头子、仓耗40文，共计140文。这样“二倍诛剥贫民”的“非常暴敛”，必须立即取缔，改为按市场实价计算或“纳本色”，即以实物交付。
 
　　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其程度之严重不亚于陈州。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并由此推及“诸杂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权且停罢”。当时官府用物，均摊派给民间，虽云购买，却比市价低。这种强制性的临时赋税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罢或减轻苛捐杂税，可谓解百姓于倒悬，据《宋史·刘挚传》中记载，“民欢呼至泣下”。
 
　　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在行文中，他还指责一些地方官吏“虽有前件圣旨指挥，本处官吏并不遵禀”，并具体指出：“发运司但务岁计充盈，不虑民力困竭，上下相蒙，无所诉告，为国敛怨，莫甚于此。”谁都知道，这种报告是要得罪一批人的，但包拯直言谠论，并无顾忌。
 
　　包拯赈救的范围不仅包括灾难深重的农民，而且包含更广泛的民生。罢巡驿、保民田、除放欠、改盐法、救饥馑的奏议，都给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叫向绶的人，为官不法，为上所察，他怀疑有人告发，私加拷问，逼其自尽。事发后，向绶故旧多方偏袒，诬罔告发者，干扰案件处理，导致“九十余人依旧收禁”。包拯上书，为被收禁者叫屈，充分体现了其惩恶扬善，以民为本的拳拳之心。
 
　　清心直道，严于律己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拯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污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拯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春江《包拯千年之谜·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说，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这则故事，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刘元树先生，常用笔名箭鸣，1931年生于成都，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汉语文系教授。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安徽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在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方面用力尤多。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等专著，退休后从事散文、杂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