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思想家朱熹与学生谈论交际之道时，讲了包拯的一个故事，说包拯年轻时，曾与一李姓同学就读于家乡庐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某僧舍，每次从家里往返僧舍，必须经过一富翁家。包拯与李生品学兼优，前途无量，都是集优股，富翁很想亲近他们。某日，当他们路过时，富翁邀请他们进屋做客，包拯和李生委婉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富翁又特备酒宴，热情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李生碍于情面，打算接受邀请，包拯却厉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包拯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不注意小节，与富翁吃吃喝喝，称兄道弟，那么将来万一学有所成后回乡做官，这些人情债难道不会影响公正吗？人家在工程招标时要求关照一下，在官司缠身时要求放他一马，怎么办呢？于是，他又一次谢绝了富翁的盛情相邀。事也凑巧，多年以后，包拯果真被朝廷安排回乡，出任庐州知州，因为以前没欠人情债，故断案执法，皆能公正无私，留下千古美名。

    包拯为人做官，一贯严格自律，既不傍大款，更不攀权贵。康定元年（1040年），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产砚，中国四大名砚中端砚尤以石质优良、雕刻精美居首，被朝廷钦定为贡品。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均以能得到端砚为荣。因此，在端州任职的官员，似乎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纷纷打着纳贡的幌子，以多出数十倍的数目征收，假公济私，拿着公家的东西去结交打点。然而，包拯到端州任职后，首先想到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有权不用，自断这条升官捷径，悉数减去多余的征敛，只征收进贡的数目。领导也好，故交也好，他一概不理。他还在端州府的墙壁上写下《书端州郡斋壁》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他认为做官当除贪欲、谋正道，以做清官为荣、以做贪官为耻就是他的人生观和荣辱观。于是，包拯任职3年，“岁满不持一砚归”。

    包拯铁面无私，不但在士大夫间名声大，而且在民间名声好，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出任开封知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却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因此，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

    包拯不会种花，只会栽刺。他与张尧佐是一对冤家。张尧佐是外戚，其侄女张贵妃很受宋仁宗宠幸，因此官运亨通。开始，张尧佐被任命为三司使，包拯向宋仁宗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连做小官都不合格，遑论三司使这种朝廷大臣，并表示反对；几年后，在张贵妃的软磨硬泡下，宋仁宗提出任张尧佐为节度使，再后来又提出任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认为这样的提拔速度太快，不符合干部升迁制度，以“不可骤升”为理由，前后7次上书弹劾张尧佐，甚至在朝堂之上当面顶撞宋仁宗，硬是在身单力薄的情况下，让张尧佐的升迁受阻。

    包拯最重官员操守，最恨以权谋私。嘉祐三年（1058年），他出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当时，三司使张方平利用手中的权力，廉价套购某商人的住宅，从中渔利。包拯认为，三司使是朝廷最高财政官员，非廉洁之士不能胜任，张方平巧取豪夺，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此，包拯上书弹劾张方平，致使张方平随即被罢免。

    包拯就是这样，做官行事，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只论荣辱，不论得失。他高风亮节，不虚情假意，不随声附和。他的心里只有朝廷纲纪和百姓冷暖，不想因交往而影响公正，那些门生故吏和亲朋好友，谁也别想通过他捞到任何好处，所以，“故人、亲党皆绝之”，大家纷纷离他而去。在人情关系的力量远远胜过纲纪国法的官场，包拯形影相吊，门可罗雀，显得那么孤立。然而，孤独一生的他，却一直是那些贪官污吏眼中的煞星，《宋史·包拯传》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是啊，这样一个铁面无私而又六亲不认的人，叫人如何不害怕呢？【原标题：包拯：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