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和包公文化是古都开封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值得擦亮和做大的城市品牌，也可以看作是开封这座城市精神和文化的支撑之一。大力弘扬包公文化，大张旗鼓地打出“包公牌”，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包公文化这篇大文章，对于提高开封历史文化名城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包公文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一

    在封建社会中，清官良吏凤毛麟角，贪官豪霸比比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包拯，清正廉洁，刚毅正直，惩恶扬善，民谚赞誉他：“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他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包公形象实际上是人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的一种折射，是对封建压迫的一种抗议。

    任职监察御史的包公，秉性刚直，铁面无私，廉洁清正，办事认真。他看到朝中身居高位、俸禄很高的人，不顾国家安危，不关心百姓痛痒，假公济私，贪赃枉法，极为愤慨，连续对几个要员进行了无情抨击。包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改革派，在革除弊政、清吏风方面，更有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和主张。包公在《论取士》中，把取士的当否提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论述，必须“以贤知贤，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谓也”。其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基本上按照唐天宝年间科举的方法，由各级负责考试的官员自行处理；二是由朝廷礼部贡举，直接掌握考试事宜，先由礼部核定录取名单报请皇帝裁决，而后复开宏词、拔萃等科，进行择优选拔。包公为把好用贤去庸关，专门写了《七事》上书皇上。他认为，所谓贤臣，是那些“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对他们要“委而任之”，不能让他们受委屈，更不能埋没才干。所谓庸吏，是指那些“阴拱循默、持禄取容、妒忌贤能，以一己之计”之人，对于这种人“宜速罢免”，不能手软。只有除掉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国家才能化危为安、变艰于易。包公为了把好纲纪法制关，在《论台官言事》中，希望皇上充分发挥谏官的政治权力时，必须严惩徇私、防止舞弊。同时，包公要求约束内臣。他认为，内臣为宫廷之侍从，朝夕伴君，与皇帝关系密切，最容易恃恩骄暴、飞扬跋扈，甚至挟持皇帝、欺压群僚。包公在《论内臣事》中，提出对内臣的过关“制之于渐”，要把祸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包公还在采纳群议、赏罚严明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议。

    包公对养廉非常重视，有深刻的见解和切实的措施。包公希望成为名垂青史的于国于民有所作为的杰出人物，必须清心寡欲、廉洁奉公。他轻视贪贿之徒、邪佞之辈如狐鬼鼠雀，其浩然之气流播万世而长存。

    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受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包公弘扬民本文化，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他为民请命，救灾减负，发展生产，惩办贪官，极受民众爱戴。

    忠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士人和民间影响深远。包公是弘扬忠孝文化的典范。他既是一位有名孝子，又是为国尽忠的国家栋梁。

    1027年，包公考中进士，朝廷任他为大理评事，任他为建昌县（今江西省水修县）知县。他的父亲包令仪、母亲张氏都嫌路途太远，愿意留在合肥，不愿随他上任。为此，包公辞去了建昌县知县的职务，要求分配一个离家近一点、级别低一点的职务。朝廷又派他为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税监，管理税收。和州距合肥最近，只有100多公里，他的父母还是不愿离开合肥，让包公一人去上任。包公两个兄长已去世，只剩他一人，尽孝要紧。于是，他干脆辞官不做，留在家里赡养父母，在“做官”与“尽孝”的矛盾中，包公还是把“孝”放在第一位，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赢得举世的好评。

    包公在家侍奉父母，直到双亲去世。他把两位老人安葬在合肥东门外的螺丝岗，还在墓旁搭个草棚，独自住在里面，恭恭敬敬地守了3年孝，人们都说他是个墓旁孝子。守孝期满，他又在家住了两年。他先后在家10年，当时与他同时中榜的人，一个个青云直上。

    后来，朋友们都劝他出去做官，包公也感到当时辞官是为了尽孝，如今孝心已尽，当为国尽忠。于是，他怀着既定的政治方向，告别家园，踏上征途，开始了他光辉的政治生涯。这时，他已39岁，接近不惑之年了。

    三

    包公在青少年求学时代，便具有治国安邦之志。出仕后，他对皇帝、对国家忠心耿耿。这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政治伦理，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包公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这里先说说包公与宋仁宗的关系。仁宗皇帝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能听取很尖锐的意见，很了解包公的忠诚，包公也很了解宋仁宗的宽厚。包公去世3年，他的门人张田在整理《包孝肃公奏议题辞》中深有体会地提出，包公的政绩和威名与宋仁宗至明上圣有着不可分的关系。没有宋仁宗的善容正人，包公是很难做出那些政绩的。包公之所以能得到宋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诚、正直、无私和忠孝两全。可以这样说，包公因宋仁宗而成名，宋仁宗因任用包公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明君贤臣，相辅相成，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在封建社会，皇帝代表国家，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包公的忠并不是盲目的愚忠，他的忠君观是以能否于民、于国有利为标准。

    在辽国多次侵犯中原之时，包公提出要加强国防，对敌人要来则痛击、去则防守。

    1045年，辽国派遣使臣，祝贺宋仁宗生辰乾元节，包公作为送伴使陪辽国使臣到国境线上的雄州。包公认为瀛、莫、雄三州都是军事要地，雄州尤其重要。包公建议，雄州的通判、武官必须特别慎重选拔有战略指挥才能的人担任，同时高阳关的主兵帅臣亦必须早日委派，不能欠缺。同年，包公被选为正旦使代表南朝向北朝祝贺新年，到北方视察后，认为代州太守经常调动，不利于国防，包公建议对国防要地一定要精选熟悉边疆防务的人担任守将，特别是代州守将，也不要随便调动，对现任不称职的代州太守将要迅速召回，另派能干的人接替。包公的建议，增强了宋仁宗和文武官员居安思危的意识，重视国防建设，抑制了北朝侵略南朝的野心，从而保持了国家的长远安宁、国内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