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先生边骑边讲，记者边看边问，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披荆上高，斩棘下低，看瓷窑遗址，观窑洞古房，如此这般，总算初步明白了一些东西——其实还是搞不清山谷里的东西南北。

　　寺河、西河（河西、河东两条沟合流后称西河）、东河3条河沟约略自西向东，汇入约略自北而南的瓮涧河（焦先生说：你千万别把东西南北当回事儿，这只是我们村里的叫法）；在4条河5条沟中，寺河、西河（河西、河东）、瓮涧河皆有古窑遗址与瓷片堆积，东河无窑无瓷，只有煤炭；其中寺河之北坐落着圆融寺，当阳峪村在河西、河东与河东、东河夹峙的山丘上。而寺河、西河、东河夹峙的丘冈，宽在200~400米之间——这约略就是当阳峪瓷窑遗址的架构。

　　卡尔贝尔先生所称的“瓷谷”，当是“河东”；他的“瓷谷”，只是揭开了当阳峪窑的冰山一角。

　　抛却“瓷谷”

　　“现在的当阳峪村，不是从前的当阳峪村。”当阳峪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良说，“过去，河西、河东、寺河3条沟里都是当阳峪村村民，住的都是窑洞，下了雨河水一涨，就往窑洞里灌水，直接威胁着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84年新农村建设，才搬到了河西、河东、东河夹峙的山冈上，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当阳峪村。”

　　“村民从窑洞里出来了，盗贼进去了，他们租窑洞，挖古窑——

　　窑洞两旁，都是古窑，他们在窑洞里，都把活干了。”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先生说，“有的盗贼刚起步，没钱租窑洞，就在夜间干——2000多名村民顿然搬离3条偌大的‘瓷谷’，‘瓷谷’失去往日的热闹，死一般的沉寂，那盗贼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了？！”

　　1990年前后的这次盗掘，对当阳峪窑是一次致命的毁灭。

　　“好在在此之际，焦作兴起了一批热爱当阳峪窑的收藏家。”杨贵金先生说，“以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此次盗掘出来的东西，包括好的瓷片，现在大都还在焦作。收藏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出手自己手里的东西。好的东西，也大多留在了焦作。”

　　出现这一“景象”，当然与中国经济崛起密切相关，甚至盗掘与收藏，也是互为因果的。

　　1951年，陈万里先生曾经感叹：“可是到今天，要想见到几件真实的物品，极不容易，因为有好些宝贵的材料，都被帝国主义者盗去了。”——其实帝国主义者盗去，与中国当时的境况，何尝不是互为因果。

　　司瓦洛、卡尔贝尔“盗去”的，也许不乏精品；但在偌大的当阳峪窑遗址面前，他们“盗去”的不过是九牛一毛。

　　“一毛”撬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日本对当阳峪窑的研究，乃至某些收藏家的狼子野心；当然，也撬动起北京、上海等地古玩界对当阳峪窑的觊觎——很多人其意甚至不在收藏，而在把东西倒到国外。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俱在；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京津失陷，中原失陷……

　　谈起刨古瓷的事儿，当阳峪村村民王有州先生说：

　　我家居住在当阳峪村，世代为农，1943年，我4岁，天灾人祸大荒年，家里十几口人都给饿死了，就剩下伯父、父亲、哥哥与我，逃荒要饭度日如年。伯父、父亲讲，村里人迫于生计，到地里挖古瓷、瓷片卖。听说有人卖过一个透花瓷瓶（绞胎瓷瓶），三十大洋；人家转卖到北京，听说就五十大洋了。据说村里的韩清和在家里刨出了透花瓷碗，两个好的、一个烂的，卖到上海，好的每个二十大洋，烂的那个还卖了十个大洋。

　　都说为挖古瓷，1949年前，当阳峪的土地就被翻了个底朝天——只要能让百姓活命，就是翻它1000个底朝天，有何不可？！

　　其实，地里的东西也不是谁想刨就能刨出来的——不然，王老先生家也不会饿死十几口人了。

　　大地厚爱着当阳峪窑，1949年后还在不断发现精品瓷器，王先生说：

　　有个小孩儿在地里干活时，就刨出个透花瓷碗，焦作市博物馆收走了，奖给他10元钱。1973年前后，在村小学（校舍就是圆融寺），一个小学生铲地，铲出个罐，罐里两只白碗，还有小哨等小玩意儿。碗白得透明，跟玻璃似的，倒进水，从外边能看到水位；对着太阳看，里外透亮，真是好东西。当时老师孟战给收起来了，后来听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讲，省里来人，给拿走了。

　　两件事，都发生在小孩儿身上。

　　也许孩子还没有学会欺天骗地……□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原标题：“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二　千劫千问当阳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