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是我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河流，它曾和黄河、长江、淮河一起并称“四渎”，与“五岳”齐名，受到历代朝廷的隆重祭祀；它曾与黄河一起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济源、济南、济阳等城市都是因其流经而得名。但是在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提起济水的时候，则会有很多人不熟悉、甚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济水，这种情形恰恰与长江、黄河、淮河在我国家喻户晓的显赫名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与历史上济水曾有的辉煌灿烂文化构成巨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切，身为济水源头济源人民的一员，笔者一方面为此感到深深地惋惜，另一方面则感到身上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即向广大世人宣传介绍济水辉煌灿烂文化的责任。

    一、济水古老的历史

    称济水历史古老，不仅是因为济水和其它河流一样，早在有人类活动之前就已经奔流在祖国大地上了，更是因为早在上古时期，济水就已经和华夏民族祖先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时治理了九条河流，称为“九川”，济水即为其中之一，九川分别为弱水、黑水、河水（即黄河）、汉水、江水（即长江）、济水、淮水、渭水、洛水。孟子就曾说过“禹疏九河，导济入海”。在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禹贡》中也对“大禹治理济水”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导沇（yan)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沇水即为济水的源头，《水经注·济水卷》记载“《山海经》曰‘王屋之山，联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泽’，郭景纯云‘联氵允  声相近即沇水也。潜行地下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今原城东北有东丘城。孔安国曰‘泉源为沇，流去为济’。”可知济水的源头是被称作沇水的。

    《尔雅·释水》中记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那么济水是何时被列为“四渎”呢？《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商王汤发布的一篇《汤诰》，日“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既然商王称“江、河、淮、济”为四渎，那么说明至少在商代济水已经位列四渎了。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河流众多，为什么只有这四条河流被列为四渎？由《尔雅》可知，“渎”字有“发源注海”之意，即一条河流有自己的源头，可以入海才能被称为“渎”，长江、黄河、淮河独流入海自不必谈。《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此处清济指济水，浊河指黄河，既然济水可以和黄河一起相提并论，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齐国稳固赖以凭借的天险，那么可以推知济水在战国之前的流量是相当巨大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济水被列为四渎的原因了。因为早在商代，统治区域狭小，人们所能认识的河流范围有限，仅限在中原、华北一带，而这一区域内当时符合“发源注源”这一标准的大河流只有江、河、淮、济，因此，它们被列为“四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礼记·王制》亦记“其时淮济犹独流入海，故得与江河并列。”

    秦汉之后，济水流量逐步减小，直至断流，历代学者对其多加考证，且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笔者在此不敢妄谈，引用清代学者蒋作锦《济水考》所言“由海溯氵允  ，历豫、徐、青、兖四州，计程两千五百余里”。可知济水流域之广。

    二、济水独特的人格化精神

    从物质文明上来看，济水同其它河流一样，都曾蕴育了流域内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为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的水利条件，但从精神上，即对中华民族优秀品性形成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上讲，济水又远远不同于一般的河流，而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通观古今历史，会发现历代文坛上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济水现象”。有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写下歌颂济水的诗文，其中固然不乏称赞济水作为一条河流造福百姓的诗文，而更多的则是对济水独特品性的称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济水所独具的两种世所称道的品性，一为顽强，一为高洁。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题济水》，以“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喻其顽强，以“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唯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赞其高洁。北宋名相文彦博则在其《题济渎》中用“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高度概括了济水顽强与高洁的品性。

    为什么济水会具备顽强与高洁的品质呢？笔者认为这是与济水的历史变迁及其独特的流向密不可分的。

    首先，济水流量巨大，独流入海主要是在秦汉以前，进入封建社会，济水便开始呈现弱水趋势，流量下降。唐太宗李世民曾发出疑问“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也？”白居易也曾在《题济水》中写到“盈蝌不数尺，岸柳难通舟，胡为来自古，列渎宗诸候。”由此可知，济水在这一时期内流量是极其微小的。就流量而言，无法与江、河同日而语，而这一时期又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在人们眼中，弱小的济水能够位列四渎，独流入海，其精神是极其顽强的，同时，济水时断时续，人们就认为济水可以伏地潜行，唐代大臣许敬宗在回答唐太宗疑问时便说：“渎之为言独也，不因馀水独能赴海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济水自王屋山东流，有时隐伏地下，至济南冒出地面而成诸泉。”学者郑樵亦曰“济水多涸竭，自今观之，济水劲疾，能穴地伏流，隐见无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济水既伏流地中，则发地皆泉，不特历下请处为然。是故一见为济源，再见为荥水，三见为山东诸泉水，而溢为大小清河，其实皆济水，又何尝见枯竭耶！”清代学者蒋作锦《济水考》亦称“济性澄清刚劲，脉多伏流，时逾太行，时贯浊河，时潜荥泽以东，时涌陶丘以北，断续出没具有天然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济水在古人心目中是被这样看待的：它状虽微细，潜流屡绝，却能曲折千里，独流赴海，这表现出其不屈不挠，坚韧不拔、不达于海，誓不罢休的顽强拼搏精神，这种精神自然就受到了历代文人的热情歌颂。

    济水高洁的品性本于其独特的流向，济水流向不同于一般河流，其河道曾在今天的荥阳附近与黄河发生了交叉，这一点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如《尚书·禹贡》所记“入于河，溢为荥”；白居易《题济水》“一道截中贯，肯随浊河流”；文彦博《题济渎》“横贯黄河自不浑”；蒋作锦《济水考》“至温县东南入于河，逾河百余里，轶出平地，汇为荥泽。”

    这些都向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济水河道曾于今温县入黄河，又至荥阳溢出黄河，以今天科学的地理学观点看来，济水是不能被称作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河流的，其黄河以北的部分应看作是黄河的支流，而河南的济水则应是黄河的支津。这种看法今天固然科学、正确，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古代济水的存在，我们的祖先不仅将其看作是一条河流，而且将其列为四渎，并对其进行隆重祭祀，写下大量诗文进行称颂。因此，在古人认识能力有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应当把古济水看作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河流的。同时，历史上的济水也正是因其这种穿越黄河，溢出后仍然清彻，不被“浊河”所污的特性，才被古人赋予了至清远浊，坚守其节的高洁品性，并且进一步将之与中国古代仁人君子们所毕生追求和恪守的修身准则联系、等同起来进行大加赞扬的。宋代苏东坡“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就须动太行”的名句，正是济水含贞自洁高贵品质的生动写照。

    三、济水祭祀和济渎庙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社会，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国古代有祭祀大江大河的传统，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隆重祭祀。

    自商代形成四渎之后，周代，天子已经开始正式把四渎列入了国家祀典。《史记·封禅书》记载“《周官》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

    到了秦代，令祠官将经常奉祀的山川鬼神列出，《史记·封禅书》记载“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王圭币各异。”可见，秦代以前，对四渎的祭祀没有固定的秩序，并且随着社会的动荡，祭祀时有兴废，秦朝一统天下，将四渎祭祀完全固定下来，并修建了祭祀专用的祠庙。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0年），进一步厘定五岳四渎祀典，“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临晋、江都、平氏、临邑均为古地名，指汉时的冯翔、广陵、南阳、东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西汉宣帝时，四渎祭祀的地点已非常明确，并且形成了派专人前往祭祀的制度。

    东汉时，在洛阳北效外营内祭祀四渎之神，西渎——河、北渎——济、东渎——淮、南渎————江。也就是说东汉时又恢复了早期的望祭四渎的形式。这应和东汉时的政治、社会纷争较为强烈的情况有关。

    魏晋、南北朝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时期，对四渎的祭祀多采用望祭。

    隋代，重新确立了祭祀制度，在四渎之上建庙祭祀。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自此直到清朝灭亡，历代祭祀济水的活动始终以济渎庙为中心。关于济渎庙的创建年代，后世碑文中多次提到，如北宋开宝六年的《重修济渎庙碑》中这样写道“隋文帝开皇二年始立庙貌”。明万历三十二年《邑侯史公重修庙记》则在第一句就明确指出“庙创于开皇二年”。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在济渎庙旁附建道教建筑群天庆宫，以隋代的生产力水平来看，建造济渎庙一组建筑至少要花上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济渎庙一建好，就开始建天庆宫，可见，济渎庙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庙内碑刻上多次出现的济渎庙管理者的称谓，如“知庙玄真大师张道享”等，我们可以推知济渎庙历史上是由道士进行管理的。同时，济渎庙还应是王屋山地区道教活动的中心之一，庙内现存的《灵符碑》、《大唐王屋之碑》等道教碑刻均是有力证据。

    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济源县设立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系由当时轵县析置，并因济水所出而名，且其建县时间比济渎庙的创建时间（公元582年）晚了14年，县城距济渎庙仅三里，由此可知，当时朝廷建立济源县的主要目的是要其配合朝廷做好对济水的祭祀工作，这同时也说明了朝廷对济水的重视。

    唐代，对济水祭祀更趋隆重和规范，《旧唐书》记载“北渎大济于洛州”。唐贞元十二年的《济渎北海庙祭品碑》记载了当时祭祀济水的盛况：

    “天子以迎冬之日，令成周内史奉祝文宿斋、毳冕、七旒、五章、剑履、玉佩为之初献，县尹加纟肃 冕、六旒、三章、剑履、玉佩为之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亦剑履、玉佩为之终献，用三牲之享。”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济水的祭祀已成定制，有着严格的制度，并且参加人员众多，有钦差（成周内史）、县尹、县丞，穿着亦有规定，从中可见祭祀之隆重。

    历代不仅对济水进行祭祀，而且还对济水神进行了多次加封，可谓“崇名美号，历代有加。”《旧唐书》记载“玄宗天宝六载，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济水之所以被封为清源公，应与其高洁的品性是密不可分的，之后宋徽宗又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其为清源善济王，每一次加封，都在无形中提高了对济渎祭祀的规格与等级。

    作为祭祀济水的皇家庙宇，济渎庙倍受朝廷重视，多次得到维修，庙内至今仍保留了许多有关修庙的碑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重修济渎庙碑》，北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的《重修济渎庙记》，金代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的《重修济渎庙记》，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懿旨重修济渎清源善济王庙》，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重修清源善济王庙碑》，明代万历三十二年（公无1604年）《邑侯史公重修庙记》，清代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敕修济渎庙记》，这些碑刻均记载了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对济渎庙进行修缮的盛况，无不“征良将，构美材。”也正是历代均有维修，目前济渎庙才得以保留了宋、元、明、清历代建筑，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古建筑博物馆”。由此，济水在古时的地位亦可窥见一斑。

    济渎庙历经唐、五代、北宋、金、元八百年左右不断发展，至明代达到空前兴盛。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济渎北海庙图志碑》是对当时宏大庙貌的真实反映，图碑下部有一段图碑说明文字，因年代久远，文字残破难以复识，所幸民国初年顾燮光所著《河朔访古新录》将碑文录下，现将碑文转录于此：

    “今按庙在太行之阳，县治西北约三里许，其水之源流，源之深浅，详见《禹贡》而庙则肇自隋之开皇二年，历唐而宋、而元，迨今几千年矣，累朝俱有修治，载诸碑文，其神像之森严，殿宇之壮丽，祭田之广袤，未有若今之盛也，乌可无一言以志之。正殿七间，其高三丈五尺，榜曰渊德，中设北渎大济神像，左右侍臣。殿之两侧傍有天君、三渎二殿，而视正殿少卑，亦各尚其神貌，正殿之后有覆道数楹，直接寝宫。寝宫五间，内塑三妃，侍卫诸姬。正殿之前延一十五丈，广二十丈为丹土犀，丹土犀内有二井，各覆以亭，丹土犀正南三门，三门内为露台，露台之上建庭三间，有年、月、日、时四直功曹。三门东西为廊，内转八十二楹，外转九十口楹。圜接寝宫口以出入仪卫，并诸灵异事实。两廊之中各有应门，东接御香殿院，庖氵 之所，西通天庆之宫，囗囗囗道院。三门之前，甬路直抵二门，二门五间，三高两低，外塑丞尉，介曾严列，甬路左右树四碑楼，囗木妻囗囗囗谥碑刻，东碑楼之东，正东有东岳行祠，傍有蒿里神祠，西牌楼之西，傍列继神堂以对蒿里神祠。二门之前，甬路直抵仪门，仪门五间，如二门制度，大书金匾曰清源洞府门，外立以臣屏，屏外复有囗囗囗囗，东西二囗，左匾虔恭，右匾寅畏，此渎庙自殿至前之规模也。至于寝宫之傍，左右二门以达后池，囗囗囗囗囗囗，东曰增福，西曰土地。正后复有临渊之门，门内甬路直抵池南水殿，水殿之前有拜庭三间，囗囗继囗囗囗神像，并置所击灵石。拜庭之前，左右为屋，合二十二楹，以树历代祠祷碑碣，并诸题咏。西有囗囗二祠，囗继安也，池东西各有小门，东通裴公燕然之亭，亭前流渠即池之口流也。渠有石梁，以囗游观，囗囗有青龙小亭；西通西池，西池之南有白虎小亭，亭罩一泉，光莹清澈，以对东之青龙。池囗有龙囗囗囗殿，后墙外有水出初源，绕流池内。东池正北有取水之门，圜池阑以石墙。左右囗道上建水楼囗囗石桥，水门囗北筑以高台，台上建北海神殿，自隋开皇以来，以北海远在沙漠，艰于祀祷，近依囗渎囗囗建庙，望以祀之，殿左有天曹祠，右有太尉祠，缭以周垣，此海渎庙之大概也，观夫丹土犀囗囗甬路之傍，囗囗囗之水森然罗列，皆古树槎丫，高凌云汉，而将军之柏，尤耸然挺立，又有以掩映夫囗囗囗，俾金碧之色，益加辉灿。视夫堂所口高，殿陛肃穆，隐然真神仙洞府矣，岂愚生笔札所能摹写其妙之万一哉。”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济渎庙当时已形成了前有济渎庙，后有北海祠，西有天庆宫，东有御香院的总体格局。在建筑与建筑的布局关系上，仍完整地保留着唐宋时期廊院的形式。并且附设在济渎庙中的神祠也很多，如东岳行祠，蒿里神祠等，表明在济渎庙进行的祭祀活动规模大、种类多。由此碑可见，济渎庙建筑的殂形制较高，规模众多，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明清两代，对济水祭祀达到高峰。据清代《济源县志》记载康熙、乾隆皇帝曾分别赐匾“氵允 济灵源”、“流清普惠”颁悬济渎庙主殿渊德大殿之上，另外，康熙四十二年，康熙五十二年曾分别派遣官员钟申保和李先复到济渎庙来祭告济渎，康熙八岁登基，也就是说康熙皇帝五十大寿和六十大寿都对济渎神进行了祭祀，反映了济渎神在当时国家祭典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历代对济水连绵不绝的隆重祭祀也构成了济源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济渎庙位于济源市区内庙街村古济水之源，坐北朝南，占地130余亩，平面布局保留了原来的“甲”字形风貌，仍由济渎庙、北海祠、天庆宫、御香院四部分组成，庙内保留了历代古建筑三十余座，碑刻四十余通，为河南省现在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庙内济渎寝宫距今1028年，为河南省现存时代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1996年，济渎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济渎庙经过多年来的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经沧桑的千年历史向人们讲述济水文化曾有的辉煌与灿烂。

    四、济水的深远意义

    济水在我国古代四大河流中，是唯一现今已消逝不存的河流，但济水这条古老的河流不仅曾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今天，它也同样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济水流域包括今天河南省北部和山东省，这一地域正好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下游，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一。而且，济水河道与黄河相交叉，很难从地域上将二者截然分割开来。济水的畅流时期，充沛清洁的济水，横贯豫鲁大地，滋润两岸稼穑，推动了古代农业的发展，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今天济水故道沿岸古文化遗址数以百计，据考古发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曾在济水源头定都原城（今济渎庙附近），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济源、济南、济阳、济宁等城市的名称，这些都是济水流域物质文明辉煌灿烂的有力佐证。因此，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地区，应是济水和黄河一起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济水对我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历史文学方面，济水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颇繁且于历史典籍之中，如《尚书·禹贡》、《战国策》、《孟子》、《尔雅》、《汉书》、《史记》等等，秦汉之后，对济水祭祀日益隆重，形成定制，历朝国史祭祀部分对济水多有提及，如《旧唐书》、《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文献中都提到了对济水的祭祀。同一时期，因济水流量减少，逐步断流，历史上有一大批学者对济水河道源流沿革进行考证，从而形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济水考证热，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明代陆钅弋《济河图论》、清代蒋作锦《济水沿革考》、《伏济再出东原考》等等。其次是诗歌文学方面，济水以顽强与高洁两种品性闻名于世，历代文人将济水看作一位谦谦君子，对其大加称赞，写下了众多诗文，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如唐白居易《题济水》，北宋文彦博《题济渎》，清王锋《济渎池》都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济水应是我国古代除黄河之外，被人格化程度最高的一条河流。

    济水今天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源头，作为古济水的发源地，济源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与济水有关的遗迹和现象。济渎庙是最大的济水文化遗迹，同时也是“四渎”中唯一幸存的庙宇。该庙目前已成为济源市内集文物保护、科学古文化研究、旅游观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文化遗产，是世人了解济水文化的最好媒介。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济水在县西北约三里平地而出，有东、西二源”。目前，济源市内仍保留了这里所说的“东西二源”，即东源为济渎庙内的小北海，西源为距庙西仅三里路的龙潭，并且至今仍有泉水不断外涌，灌溉农田。历代进行祭祀水神活动，除各级官员参加外，还要有附近村民到庙中服务，据《济渎北海庙图志碑》载“本庙官地五倾二十七庙。”济渎庙日常开支便是将官地租给周围村庄的百姓耕种，收取租税，得以维持，故而历史上已形成了“围庙十三村”的说法，有庙街、庙后、铁岸、柿槟、伯王庄等十三个村庄，直到今天，这些村庄的名称仍在沿用，而且村民常年自发轮流到庙中看护。此外，济源市区的济水区、北海区、济渎路、北海大道这些名称也均是济水文化的现实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从古至今，济水那种顽强拼搏，含贞自洁的高贵品性一直和济源独有的“愚公移山”精神一起，激励着勤劳、勇敢的济源人民去创造了济源历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

    五、结语

    济水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笔者才疏学浅，难述其辉煌之万一。撰写此文全凭对济水文化满腔热爱之情，实存抛砖引玉之意。因能力与掌握资料有限，文中难免漏误，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为是。

    冯军（作者系济源市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