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口，是沁河出山处的一个地名，在太行山中奔腾蜿蜒的沁河在这里告别了大山的围堵，跃上华北平原，一泄千里。五龙口这个地名，是济源人民和沁阳、温县、武陟、修武等县人民兴修水利2200余年的产物，他们世代相继，奋斗不息，为造福这一方百姓留下了彪炳千古的辉煌业绩。

　　清代济源知县萧应植留下了一首《五龙口》诗，说的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利用沁水的历史：“秦渠枋口沁源通，凿透巉岩缵禹功。邻境邀恩知济广，郊圻被泽兆年丰。石门蓄泄奇猷著，玉带回环踵事同。自昔法施民有祀，披图谁与继流风？”

　　五龙口古代水利工程在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建成了广利灌区，灌区灌溉面积扩大至51万亩，涉及济源和焦作市的沁阳、温县、武陟等4县（市）24个乡（镇、办事处）439个村，使其水利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了超越古人的发挥。

　　秦渠枋口开新篇

　　秦代统治今焦作、济源地区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59年，但秦代开辟了惠及后代至今的沁河水利工程，这就是今广利灌区的前身秦渠枋口。

　　沁河，又称沁水，古称少水、洎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它发源于山西省安泽县，流经山西省的安泽、沁源、沁水、阳城、泽州等县，于河南省济源市的五龙口镇出山，进入平原，再流经济源市、沁阳市、博爱县、温县至武陟县汇入黄河，全长485公里，流域面积13532平方公里。

　　大约在公元前210年前后，秦代在沁河出山口（今五龙口镇焦枝铁路沁河大桥处）修建了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史称秦渠枋口。枋口是指渠首进水口的木闸门。秦人以方木垒堰，抬高水位，引河水流入渠道，用于灌溉良田。秦渠，大略相当于《水经注》记载的朱沟水，朱沟自枋口东南流，分为奉沟水，又东南，西边分出沙沟水，又东南至野王城(今沁阳城)西，东边分出一条支渠，灌溉野王城附近地，绕城南至城东，折向北复入沁水。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的缺失，这一水利工程修建的具体年代、修建的经过、灌溉的面积、效益今已不得而知。但秦代兴修水利的壮举却是彪炳史册的。

　　秦在其尚未统一中国时，就修建了中国古代的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在其统一中国后的短短时间内，又修建了灵渠。

　　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灌县（今都江堰市）的眠江上。这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父子领导群众修筑的。都江堰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项主要工程组成。分水“鱼嘴”是在眠江中流作堰，把岷江一分为二：东边是内江；西边是外江，是眠江正流。“宝瓶口”是劈开玉垒山建成的渠首工程。“飞沙堰”是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内江宝瓶口以下进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农田灌渠。都江堰的规划设计相当完善，分水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这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运行2500余年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前236年，秦国在陕西关中地区建成了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郑国渠 是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由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设计和领导修筑的。郑国渠从泾阳县泾河峡谷出口张家山引水，渠长150公里，灌地4万余顷（合今2800万亩）。

　　前214年建成的灵渠位于今广西自治区兴安县城东，桂林之北70公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平定南方，统一全国，派遣大军南征。而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大庚岭、骑田岭)的阻隔，运输不便，严重影响了秦军的进展。为了解决运粮问题，作出了凿渠运粮的决策，开凿灵渠，沟通湘江、漓江。灵渠从南陡口到大溶江共长34公里，其由人工开凿的约5公里，其余由原小河道连结而成。所以史上有“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郭沫若称其“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割据、征战频繁的局面下，秦国的水利建设成就，首屈一指。

　　这三项工程不但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意义，而且以其巧妙的设计和高超的施工技术而著称。秦兴建的其它水利工程，见于史册的还有：白渠、漕渠、六辅渠、灵帜渠、成国渠等一系列大规模灌溉渠系。而济源的秦渠枋口只是个小工程，并未写在秦的正史上。但是秦渠枋口或者说五龙口引沁水利工程却是造福万代的利民惠民工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在此有一定作为，这成了贯穿焦作、济源历史的一条主线。

　　重修枋口司马孚

　　秦汉时期，济源的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是经济发达地区。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了19个重要贸易城市，其中就有轵县和温县，他说：“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济之间千树荻，坐以致富。”《盐铁论·通有》也说：温、轵“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已有修理河内等地旧渠，通水道以便灌溉的诏书。三国时期，河内典农司马孚整修前代开发过的枋口引沁工程，“兴河内水利”。

　　司马孚（180～272）,字叔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司马懿之弟。自曹操时代起，就任文学掾，而后历仕魏国五代皇帝，魏文帝时曾任中书郎、骑都尉、河内典农等职，赐爵关内侯。明帝时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晋武帝代魏后，封为安平献王。司马孚在“高平陵事变”之际，协助司马懿控制京师，诛杀曹爽一党，后又督军成功防御吴、蜀的进攻，为司马氏政权的稳固多有功劳，但他性格十分谨慎，自司马懿执掌大权起，便逐渐引退，未参与司马氏几次废立魏帝之事。西晋代魏后，司马孚进封为太宰，晋帝司马炎对他十分尊宠，但他不以此为荣，至死仍以魏臣自称。

　　约在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司马孚奉命至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任典农，典农是负责屯田和农业的官。他巡视了沁水的发源地，考察了前代的五龙口灌溉设施。他发现沁水坡降过陡，洪水暴发时夹带卵石而下，常撞坏易朽的木门，门坏则进水过多，稻田洪水泛滥，形成水患。他又发现：堰口五里以外，有天然方石数万枚，可以用以垒砌石门。他认为改建为石门后，“若天晹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枋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他的意见得到魏文帝批准，“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司马孚的这一举措，进一步保证了引沁水灌溉农田的需要。

　　怀州刺史卢贲修沁渠

　　隋统一后，当时因晋末、五胡十六国时期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河上下又一次呈现了“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的景象,水利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更大的厄运，秦渠枋口年久失修，灌溉效益锐减，人民迫切需要重修五龙口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左右,怀州刺史卢贲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率领怀州人民复修沁水枋口堰，引水东流，灌河内等县田地, 名曰利民渠；又分支渠进入温县灌溉，人称温润渠。清人段景文有诗“凿渠尚赞卢侯绩”，说的就是卢贲修渠的事。卢贲的这一功绩比他的其它功劳更有名。

　　卢贲，字子徵，涿郡范阳人，青年时就有音乐才能。他在北周时就为官，因平齐有功，升任司武上士。

　　当时在北周朝廷的权力之争中，杨坚任丞相，封隋王，总揽朝政。将帅大臣尚未归心于杨坚，杨坚把掌管宫廷宿卫的司武上士卢贲安排在自己的身边。580年，杨坚将要去丞相才能居住的正阳宫办公，朝中百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杨坚一面密令卢贲部署宿卫禁兵，一面召见公卿大臣，对他们说：”想求取富贵的人请追随我。”公卿大臣们愕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私下商议，有的表示愿意追随杨坚，有的则想留在朝廷。这时，卢贲带着全副武装的宿卫禁兵来到，在武力面前，公卿大臣们谁也不敢再有离去的表示。杨坚带着朝中百官出了宫廷东门崇阳门，来到正阳宫，但是守门的禁兵不放杨坚进去，卢贲上前对他们说明情况，可是禁兵还是不肯撤离。于是卢贲双目圆睁，厉声喝令他们闪开，守门禁兵这才退下，杨坚得以进入正阳宫。卢贲从此负责掌管丞相府的警卫。可以说，在隋高祖杨坚取北周而代之的过程中，卢贲立下了大功。大定元年（581年），杨坚杀北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后，卢贲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右将军。

　　后来卢贲卷入太子之争，按理应被处死，但杨坚念其过去的功劳，不忍加诛，只是把他开除为民。一年之后，杨坚又恢复了卢贲的爵位，任他为检校太常卿。卢贲在宫廷音乐方面又有建树，并整理出周、齐音律。

　　卢贲又历任郢州刺史、虢州刺史、怀州刺史和齐州刺史。

　　开皇十二年（592年），他在齐州刺史任上，因饥荒时关闭义仓不让粜粮给老百姓，又被朝廷除名为民。隋高祖杨坚后来想再授予他一州刺史，而卢贲在回复文帝诏书时不合文帝的意，再加上又有怨言，文帝十分愤怒，就不再起用他。皇太子杨勇为他上奏说：“像卢贲这些人都有佐命大功，他虽然秉性轻薄，行为险诈，但是也不能弃之不用。”杨坚回答说：“我压制他，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是卢贲等人的辅助，我也不会成为大隋天子。但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北周宣帝时，他们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宣帝宠幸。及至宣帝病重，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宇文招辅政，而他们这些人公然作假，伪造遗诏，让我辅政。及至我将要当政，他们又想作乱，所以刘昉谋反，郑译用巫术诅咒。像卢贲这类人，永远不会有满足欲望的时候，任用他们则骄横不法，弃置他们则怨天尤人，这要怪他们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并不是我要抛弃他们。众人见我这样对侍他们，都认为我对待功臣太刻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卢贲遂被废黜，后来在家中去世，亨年54岁。

　　从史料上看，卢贲是个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结党营私的政客，不足挂齿，但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和他在怀州刺史任上修建利民渠、温润渠，造福了济源、沁阳、温县人民，还是做了一点好事的。

　　唐三任河阳节度使李元淳、崔弘礼、温造修沁渠

　　唐代有三任河阳节度使李元淳、崔弘礼、温造相继修复沁渠，为利民渠、温润渠的效益发挥做出了贡献。

　　河阳三城是在黄河上修建的河阳三座城池。河阳城原是黄河北岸的军事要地，安史之乱时，唐将李光弼又在河阳城南北各修了两座城池，三城互为倚存。河阳三城节度使是公元781年设立的军政长官。建中二年，河阳、河清、济源、温县的租赋入河阳三城收取使用。李元淳是公元788年至公元790年任河阳节度使，公元799年又任了一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是公元823年至公元825任河阳节度使；温造是公元831年至公元833年任河阳节度使。

　　当时黄河以北的最大灌区是沁河口的秦渠枋口。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河阳节度使李元淳又引沁水开渠七十余里。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左右，河阳节度使崔弘礼大修秦渠灌田千顷,又开辟荒田三百顷,每年收粟十万石。

　　崔弘礼，字从周，博陵人。初在东都留守吕元膺部为从事，先后任汾州、棣州、卫州刺史、魏博节度副使、郑州刺史、绛州刺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东都畿汝都防御副使、河阳节度使。拜检校户部尚书、华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左仆射改授东都留守，在抑制藩镇割据上有所作为。64岁升刑部尚书，因病未能赴任。太和四年十二月病故。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温造在河阳、怀州节度使任上时，温造又奏请开浚了怀州古秦渠枋口堰，动用四万工大修渠堰,溉济源,河内,温,武德,武陟五县田五千余顷。这是今广利灌区在古代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温造（765—835年），字简舆，祖籍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在其父辈时迁居济源今坡头镇左山村。温造在历史上是个有作为的官吏，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抑制藩镇割据势力和兴修水利两方面。

　　温造气豪嫉恶，富有谋略，长于文辞，效力于唐德、穆、文三朝，为唐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温造青少年时英俊潇洒，酷爱读书，很有名声。他目睹唐中期以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心盛气傲，隐居王屋，渔钓逍遥，过着悠然自得的闲适生活，时人称其居所为“处士墅”。后来，寿州刺史张建封闻其声名，致书请他为自己谋方划略。温造认为张建封是值得为之献计献策的人物，于是欣然前往。张建封对他待若上宾，动静咨询，但不委以重任。贞元四年(788年)，张建封改任徐州节度使，温造辞归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有高天下之心。张建封认为温造确是颇有谋略的难得人才，不想失去温造，就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唐代后期藩镇纷纷叛乱，拥兵自立。唐德宗在饱经忧患之后，开始加强中央禁军对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并考虑裁抑藩镇之策。时范阳节度使刘济向朝廷表示忠诚，唐德宗密诏张建封选择颇有谋略的人为朝廷所用。张建封经慎重考虑，强行任命温造为节度参谋，出使幽州。富有谋略长于文辞的温造不负重托，委婉而全面地转达了唐德宗的旨意，话还没说完，刘济就俯在地上痛哭，表示愿意率领诸侯，效忠朝廷，温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张建封因之向唐德宗介绍了温造，唐德宗召温造进京，经过当面交谈，对他的才略颇为赏识，准备让他做朝廷谏官，但因走露了消息，有人反对，这事没有办成。温造很失望，离开京师，隐居东都。

　　温造在隐居洛阳时，又被节度河阳的御史大夫乌重胤招至其部下当幕僚，这时前来送行的韩愈写了一篇对后世颇有影响的文章，这就是《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韩愈把温造比喻为“良马”，把选拔人材的乌重胤比喻为“伯乐”，文中叙述了乌重胤镇守河阳三个月，就发现了一个叫石洪的人材，招幕到帐下；又数月，发现温造也是人材，就派石洪以礼相请，又招幕到帐下。韩愈这篇称赞“重用人材”的文章，对后世的人才观影响很大，而事实上，温造以他在历史上的作为，也反证了韩愈的人才观。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温造被任命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当时，刚刚继位不久的唐穆宗继唐宪宗之后，继续展开裁抑藩镇的斗争。是年，卢龙(治所在幽州)节度使刘总请以所部九州归附朝廷。唐穆宗认为温造“识机应变”，任命他为起居舍人，派他为太原、镇州、幽州宣谕使，出使河朔，宣达朝廷旨意。温造行至范阳，刘总櫜鞬到郊外迎接。櫜鞬，就是头戴红抹额，下身穿袴奴，脚登靴，左手握刀，右边佩櫜（插箭羽的袋子）鞬（插弓的袋子）。这是古代武将的礼服，相当于现代的元帅服、将军服，一是表明自己的武将身份，二是表示对朝廷的尊重。温造宣读圣旨之后向他开示祸福，刘总诚惶诚恐，若兵在颈。不久，刘总就藉所部九州入觐，朝廷以张弘正取而代之。温造归朝后，因功升为殿中侍御史（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下设的殿院，有9名侍御史，七品官）。夏绥节度使李祐调回朝廷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他向朝廷进奉马150匹，敬宗拒而不收。温造在紫宸殿弹劾李祐违法进奉，请按法律治罪，敬宗下诏释免。事后，李祐对人说：“当年我率军半夜攻入蔡州城活吴元济，都未胆怯，今天在温御史面前竟魂飞胆破了！” 宋代有两首赞扬温造的诗，一首是徐钧的《温造》：“威行藩将来朝觐，胆落金吾畏击弹。牛刃恢恢方用世，青山虽好去应难。”另一首是石介的《温造御史 》：“一言胆落折藩臣，屈强何人对恃勋。阙下惟闻温御史，蔡州自是李将军。” 这两首诗都是通过温造弹劾李祐这件事来颂扬温造抑制藩镇割据势力的历史功绩的。

　　由于温造恪守职责，不久升左司郎中，官拜御史中丞（御史台副职），对朝中的各种不正之风一律弹劾。以后，又升为尚书右丞（分管兵部、刑部、工部的副尚书），加大中大夫，封在祁县食邑、开国子（一种爵位）、赐金紫衣。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兴元军发生叛乱，杀死朝廷委派的节度使李绛。因为兴元府的兵力编制有严格规定，因此朝廷下命超编的新招募兵士一律遣返。李绛召集新兵，传达朝廷的诏令，然后，每人赏赐麦子，命令他们回家。新兵闷闷不乐而退，前去向监军杨叔元辞别。杨叔元向来恨李绛不阿谀奉迎自己，就借口说赏赐的东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对李绛不满，导致新兵哗变，掠抢库存的兵器，屠杀了李绛的全家。消息传到京城，唐文宗以温造气势豪迈，嫉恶如仇，委任他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东道节度使，前往平定叛乱。温造详细了解了兴元军叛乱的情况，上报皇帝，唐文宗许以便宜从事，授其手诏四通，命神策行营将士接受温造指挥。神策军是唐代后期主要的禁军，常用以出征藩镇，称为神策行营。温造先发密函给神策行营，三名将领表示接受指挥。温造于是不动声色，只带500名卫士来到兴元军，说是來犒劳将士。他设宴款待所有兵士，态度和悅，兵士不疑有诈。酒宴中间，温造突然历声喝问：“是谁杀害李绛？”不待兵士反映过来，便下令全部处死，参与叛乱的800多兵士来不及起身，就被温造带去的卫士全部砍杀。温造因功加检校礼部尚书。检校是兼理的官职。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温造改任兵部侍郎（兵部副职）、检校户部尚书、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九月，又改任河阳、怀州节度观察使。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温造入为御史大夫，九年转礼部尚书，其年六月病卒，终年70岁，赠尚书仆射。仆射是副职，但因李世民任过尚书令，其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着，尚书仆射就成了事实上的正职。

　　温造关心民生，兴修水利，施惠于民，政声颇著。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谏议大夫李景俭酒后谒见宰相，借酒闹事，温造因与其共饮，被贬为郎州(今湖南桃源以东的沅江流域)刺史。温造赴任后关心农业生产，修筑后农渠97里，溉田2000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改渠名为右史渠。

　　温造晚年不但在沁河口兴修水利，灌溉4县5000余顷土地，还在今济源市亚桥乡的地方修千仓渠、千功渠，引济水灌溉，“利地61顷有零”，可以说，他开创了今天的济河灌区。至今，济河灌区所浇灌的亚桥乡仍是水稻产区。

　　隋唐时期正史上有关五龙口水利工程的记载都是惜字如金，但诗人们在有关枋口的诗词中的描绘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且多姿多彩。枋口最早见诸诗词的，是韩愈的《盆池五首·其一》：“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可见当时枋口就以渔业兴盛而闻名全国。孟郊在《济源春》诗中，描绘了碧绿的沁水在枋口大坝前打着漩涡，像一方浅碧色的佩玉镶嵌在沁河出山处。沿引沁灌渠的千家万户都在门前的渠水里洗濯，都在水面上传杯饮宴，流觞歌舞的寒食节欢庆景象。我们还可以透过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中的诗句“万株古柳根，拿此磷磷溪”，得知枋口引水渠道的古老。也可以从白居易等人游枋口的诗中，感知在当时枋口水利工程不但有灌溉的效益，也有人们争相来游，沈醉在这山水之中的旅游效益。枋口水利工程通过诗人的吟咏，名满天下，引无数文人骚客前来游览，成为古代的一大旅游胜地。

　　王允中、杨端仁开广济渠

　　五龙口的引沁水利工程，在元代也进行过两次大的修复。一次是王允中、杨瑞仁奉诏开渠，一次是怀庆路同知阿合马疏浚。

　　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怀孟路广济渠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奉诏开挖引沁河渠，他们招募了1651人，历经130多天完工。在五龙口渠首修筑的石堰，长一百余步，阔三十余步，高一丈三尺。石斗门桥，高二丈，长十步，阔六步。干渠四条，长阔不一，总长677华里，流经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浇灌463个村坊的6700余户土地。这一次开挖通水，对人民很有利，命名为广济渠。第二年八月，中书省大臣忽鲁不花等上奏：“广济渠请示，沁水渠成，今已验工通水，但恐怕时间一久，权贵豪强侵占抢夺。”皇帝于是下诏批准引沁管理官员所制订的用水方案，任何人不得侵占抢夺。

　　阿合马疏浚河道

　　在王允中、杨瑞仁开挖广济渠69年后的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三月，怀庆路同知阿合马上奏说：“天久不不雨，夏麦枯槁，秋谷种不入土，民众没有吃的。我近因访问有名望的老人，他们都说丹水浇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统间王允中奉诏开此渠，于太行山下沁口古迹，置分水渠口，开浚大河四道，历温县、武陟入黄河，约五百余里，渠成名曰广济。设官提调，遇旱则官为斟酌，验工多寡，分水浇溉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民田三千余顷受益。二十余年后，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遏止了水势，又经洪水，渠口淤塞，堤堰颓塌。河渠司也撤销了，不为整治，因致废坏。今五十余年，分水渠口及旧渠迹，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于民大便。可令河阳、河内、济源、温县、武陟五县，使水人户自备工力，疏通分水渠口，立闸起堰，仍委熟知水利之人，多方筹划。遇到天旱，视水缓急，撤闸通流，验工分水以灌溉；若洪水泛涨，闭闸退还正流。禁止截水置碾磨，栽种稻田。如此，则涝旱有备，民能得利。请移文孟州、河内、武陟县委官讲议。”

　　不久，阿合马据孟州等处申报，亲临沁口，访问老者。老者们说，过去在沁河上筑土堰，拦水进入广济渠。岸北虽有减水河道，但不能排泄，后遇汛期洪水，荡没田禾，以此堵闭。今若枋口上连土岸，于沁河中置立石堰，与枋口相平，如遇洪水，闭闸，使水漫流石堰，复还本河，又从减水河分流，如此才不为害。

　　阿合马约会河阳、武陟县尹与老者等商议，若将旧广济渠依前疏通，减水河亦挖深开阔，禁安磨碾，设立闸堰，遇旱放闸浇田，遇涝闭闸。怀庆路申报工部，工部都水监批复，委派官员施行。

　　阿合马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十大贪官、十大奸臣之列。阿合马本为中亚费纳客忒（今乌孜别克）人，来到蒙古境内，随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出入元世祖忽必烈及皇后的宫帐．以他的巧言善辩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得到重用。他曾任诸路转运使，利用管理全国财赋之便，搜刮经商，广占民田。后来出任宰相，在位日久，大肆贪腐，结党营私，民怨沸腾。至元十九年（1270年），太子党人王著假借诏命，将阿合马以铜锤击毙。

　　在北宋、金、元时期，尽管战乱连年，朝代更替频繁，但枋口水利工程支撑着济源地区的农业繁荣，这种繁荣大量地体现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北宋文彦博的《游枋口》诗，对枋口的农业水利效益有着美丽的描述：“石壁张含岈，沁水吐其侧。平沙绿水旋，千里不浑色。木秀如钟山，鱼肥似春麦。不见持竿人，鸣哇长湱湱。”金元之交，我们可以从元好问的词句“寻常梦里，膏车盘谷，拿舟方口”中，知道当时在人们的心中，盘谷和枋口是理想的桃花源。

　　尤其是金代文学家赵秉文的《山行四绝》中有一首专写枋口的诗：“漠漠青田鹭啄苔，北人飞去又飞回。青山影里啣青稻，知是济源枋口来。”诗人骑马沿沁河峡谷行进，看见鹭鸟飞来飞去，啄着山石上的苔藓，也啣着还未成熟的稻穗，诗人就惊喜了，噢，这来到济源枋口了。他还专门描写了济源道士引山泉灌溉的事：“玉柱峰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来。穿云络石无人见，下赴龙门怒作雷。”可见，当时的济源人民的水利意识已是多么的强烈和浓厚，不但利用沁水，还要利用山泉。

　　金代文学家蔡松年有一首到盘谷定居的《水龙吟》词，其中有：“长腰玉粒，君莫问、香醪价。”是说盘谷产的水稻是一种名叫“长腰”的名牌，价格和美酒一样贵。这证明济源在金代就以盛产优质水稻而闻名遐迩。

　　袁应泰开凿广济渠

　　明代有个在水利上颇有作为的文职官员袁应泰，却被朝廷用非所长，阴差阳错地到厮杀激烈的东北前线当了军事主帅，丧师失地，悲壮殉国。

　　袁应泰，字大来，陕西凤翔人。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后，就担任临漳知县。他带领百姓修筑长堤，防御漳水泛滥。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袁应泰任河内知县。他到任时，正值天旱，他不辞辛劳，走遍境内山川。他规划了在济源的五龙口凿穿孔山，引沁水的方案。他聘请了济源人侯应时作为总领工，自己时常前去督促施工。据一篇《凿山创河记》的文章记载，这里的石质坚硬，操锤砸下，只是一个白点。工匠们就架火烧，烧烧凿凿，凿凿烧烧，这个引水石洞开凿了三年才完工。三年间，他捐献自己的俸禄约一万金。这个渠首石洞长40余丈，宽8丈。引水洞凿开后，他又请侯应时率领修建闸门、桥梁，又干了二年。这一工程引水200余里，灌溉效益超过了历史上的面积。

　　袁应泰把灌区分成24堰，灌溉田数万顷。堰，就是支渠和干渠。他把这24堰分别命名为：利丰、丰稔、利仁、大丰、太平、广丰、广阜、万盈、常济、永济、兴隆、永通等。这些名字都用的是丰收、富裕的吉祥字眼，反映了百姓的心声和民意。在这24堰中，济源有5 堰，其余的19堰分布在河内、孟县、温县和武陟四县他制定了灌溉制度：每月灌溉两轮，照号轮灌，依次用水；先从下游灌溉，即先武陟，再温、孟，最后是河内、济源。袁应泰亲自撰写了《广济渠申详条款记》，制定了灌溉制度和处罚罪名，以及水渠占地的地界，他把这些条款刻石立碑，公之于众。他号召沿渠百姓“多植柳树，以固堤岸”，“数年之后，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坚固，而林木不可胜用矣。”清代高世芳在一篇《凿山创河记》的碑文中说，广济渠“发于济源，盘绕于河内，波及于温孟武陟，浸润二百里，灌溉数千顷。”

　　袁应泰从长远考虑，想方设法解决以后渠道维修的资金问题。他在河内县利上乡陆图、南鲁等村买了二顷40余亩土地，雇佃户耕种，每年收租谷100余担，用于河渠维护所需。为了防守水闸，他在引水洞口设两名闸夫看守，在减水河、分水闸各设一名闸夫管护。可这4名闸夫的报酬从那儿来呢？袁应泰一没给老百姓摊派，二没增加吃皇粮的编制，而是裁减了他县衙中的3 名冗役吹手、一名青夫、一名铺陈车夫，把这5人的薪俸，“改给闸夫工食”，“庶无加派之扰，而兴事用人，两为便宜。”

　　百姓修建袁公祠

　　袁应泰兴修水利，百姓拥护，被朝廷提拔为工部主事，又被兵部从文官中挑选为武将，任淮徐兵备参议。当时山东大饥，他设粥厂供流民喝粥，使饥饿的人尽得吃的。他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修先圣庙。他征收额外税及漕运、马价等费数万金，先后用于赈灾。户部弹劾他擅自动用官库，这时他已升副使，被罢免。过了一段时间，他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又为按察使，到去永平带兵。当时，辽东战事形势紧张，袁应泰练兵习武，修筑工事，关外所需干草、火药等军需，他供应及时，深受辽东经略熊廷弼信赖。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他想收复抚顺，然而用兵并不是他的长处，制定的作战计划有很多疏漏。十一月，他接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辽东经略就是掌管辽东（今辽宁省）军政大权的正职。

　　说到袁应泰改行去带兵，必须说明朝的军队将领选拔制度。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利用手里的武力，抢夺皇位。先是派文官到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以至于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加派太监作监军。这一选文官任武将的做法，在明末涌现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抗清名将：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他们分别是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袁应泰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也由文改武，但他没有成为抗清名将，却成了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大清的前身是后金，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就不断入侵明朝，使辽东一带战火连年。熊廷弼（1569—1625）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任辽东经略，驻守辽阳，他整肃军队，招集流亡，构筑辽河防线，主张采取守势。后金害怕他，在他任职期间不敢来进攻。后来，宦官魏忠贤专权，他被罢免。

　　袁应泰上任后誓师收复抚顺，熹宗皇帝赐他尚方宝剑。袁应泰为官精敏强毅，但作为带兵的军事将领，他心太软，太宽仁了。当时蒙古大旱，许多灾民涌入辽阳讨饭，袁应泰说：“我不救济他们，他们就会归敌，是增加敌方的力量了。”他下令招降。于是前来归顺者日渐增多，都安排在辽阳、沈阳，按月供应。这些人与民杂居，其中有不法者，奸淫抢掠，居民很有怨言。有人认为收降过多，恐怕为敌所用，派遣间谍混入其中为内应，埋下祸患。而袁应泰自认为得计，准备用这些人抵抗清兵。在三岔儿之战中，这些人为前锋，有20余人战死，袁应泰以这为例，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也是一个舍己爱民的人，一生修堤治水，开渠引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第二年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清兵进攻沈阳。总兵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应战，战败还城。十三日，那些归顺的人果然做内应，城被攻破，二总兵战死，来增援的另两位总兵也都战死了。

　　沈阳陷落后，袁应泰将奉集、威宁等地驻军撤回，10万大军守卫辽阳，他引水灌注护城河，沿河部署火炮，兵将环四面防守。十月九日，清军兵临城下。袁应泰听从下属关于10万兵马在城中施展不开的建议，调动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的5 万人出城布防，仓促之间，被清军攻击，大半战死，少部逃回城中，阵亡将士的尸体堆满了护城河。当天夜里，袁应泰住宿军营中。第二天，清兵掘城西闸以放干护城河水，又堵塞城东进水口，为攻城做准备。明军出击，又战败，清军遂渡过护城河，攻入城中，进行巷战。袁应泰组织抵抗，但已无力回天。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逃跑，人心离散。在这兵败城亡之际，袁应泰没有苟且偷生，也未叛国投敌，而是率妻子和子女在镇远楼自焚殉国，杀身成仁。袁应泰丧师失地，自焚报国，被追赠为兵部尚书。客观评价，这不是袁应泰的错，而是朝廷不会用人，用人所短。这是历史的悲剧，袁应泰不过是牺牲品。

　　袁应泰殉职后，熊廷弼又出任辽东经略，但权力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防守山海关的主张不被采纳，又导致广宁大败，朝廷将熊廷弼下狱冤杀，将首级到各边关示众。这之后，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不经请示，单骑出关考察，回来后主动请缨，统领抗清，使清军不得前进，还用炮火打伤了努尔哈赤。天启七年（1627年），清军无奈绕道喜峰口入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急引兵入护京师。崇祯皇帝中清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杀害。

　　袁应泰在兴修水利中，和领工侯应时结下了深厚友谊。袁应泰知侯应时热心水利，忠于职守，百折不回；侯应时感袁应泰的知遇之恩，为百姓谋福祉的执著，对袁应泰很是敬重。袁应泰调离河内后，侯应时在河内城西20里的杨家桥村修建了一处纪念袁应泰的祠堂，内外植柏树百余株。这个纪念堂的投入和支出是侯应时一人承担。而修建时的用工，则是广济渠支流大丰堰灌区的百姓为表达对袁应泰修渠的感激，自愿义务承担。

　　袁应泰在辽东前线殉国的消息传到河内县，河内百姓十分悲痛，城内罢市，进行悼念。这时，已是67岁的侯应时回忆起袁应泰的音容笑貌，常给子孙讲述他修渠的政绩。天启二年，广济灌区百姓自发组织，在广济渠首旁边的沁水石崖上，凿石开洞，修建了一个袁公祠。洞底正中雕刻了袁应泰的石像，左右两侧的洞壁上，雕刻了12尊其他修渠有功者的石像。洞口上方雕刻四个大字“禹后一人”。洞口的对联是:“洞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资润泽；河开广济溉民田万年永赖生成。”至今这里仍香火不断。

　　清代怀庆知府沈荣昌有一首《谒袁公洞偕立齐大令》的诗，歌颂了袁应泰的水利功绩：“袁公疏凿处，遗迹至今传。驻马疑无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万井绿云连。肖像岩扉里，殷勤嘱后贤。”今天，袁公祠依然保存在今焦枝铁路沁河铁桥下方的广利渠首旁边，祠下沁水滔滔，渠首渠水千年流淌，哗哗水声不息，仍在歌颂创造了这一利在万代的水利工程的古人。

　　明代开挖玉带河

　　在明代，从1369年至1631年，济源处在一个较为稳定、和平的时期，济源官吏为恢复、发展生产，围绕引沁水利工程，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最早是在弘治六年（1493年），河南参政朱瑄按照巡抚徐恪的命令，专职负责广济渠的事务，在广济渠上设置了闸门，天旱放水灌溉，天涝落闸断水。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济源、河内两县人民开凿了利丰渠。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至三十年（1602年），济源知县史纪言见河内知县袁应泰来济源修渠,也去五龙口凿山修渠。他设计从广济渠上游凿洞，袁应泰怕影响广济渠的进水，恳请他在广济洞口东边开凿，等洞凿成后，与广济洞交换。这条渠就叫永利渠，但后来洞凿成了，史纪言也卸任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石应嵩任济源知县，把这条渠修通，这条渠由休昌起，经南程、苗店东，到瑞村。石应嵩将这条河改名为玉带河，上闸桥名金鱼桥。意思是取自韩愈的一句诗：“玉带垂金鱼”。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济源知县涂应选和一个叫李三统的乡绅在利丰洞左侧开挖兴利河，灌溉济源县河头、和家庄、王寨村土地160顷。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蓝旗人甘国墀任济源县令，他也组织百姓在五龙口凿洞开渠，想引沁水灌溉县城北边的土地。当时，工匠从洞中凿出一斗石渣，可领取一斗谷子作为报酬。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洞凿了三分之一，甘国墀调走了，这项工程也就下马了。

　　济源人民也忘不了这些兴修水利的官员，在袁公祠的东边为史纪言、石应嵩、涂应选修了“三公祠”。洞内供奉着三位知县的石像，洞口上刻“万世霖雨”，对联是：“永奠一方惠泽旁通环济郡；利泽万世馀波灌溉及河阳。”

　　清代济源人何达善的《甘公洞》诗，记载了这段历史：“水利古枋口，奇哉穿石泬。人事苦诈谋，史君叹智拙。伟功待后人，天地为造设。甘洞在上流，引水西南拆。西南遍斥卤，村村资蓄泄。禾罢稏玉稻盈，飞翔白鸟洁。能驱龙伯旌，一扫蚩尤血。奈何但荒烟，闲作霜与雪。利兴会有时，翘首思贤哲。”

　　清代济源人李含章也有《美邑侯甘公开沁枋第五口》诗赞这段历史：“志慕前贤迹，遂修神禹功。龙门今再凿，伊阙复为通。水落青山外，云飞绿野中。翻疑景色霁，化雨泻晴空。”五龙口的水利工程从秦以降，一直采用“秦渠枋口”、“枋口”的称谓，从这首诗也可以佐证，到清代，才开始采用“五龙口”的称谓。

　　纪诫开创广惠河 萧应植整修疏浚

　　在五龙口引沁河水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在沁河南岸。在沁河北岸，也有一处开创于古代的引沁工程，知之者却不多。这个工程叫广惠河，是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怀庆知府纪诫开创的。纪诫,文安人,1567年至1571年任怀庆知府,后升任河南副使。当时开挖广惠河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现这条运行了430年的灌渠仍在发挥着它的效益，灌溉着五龙口镇沁河北岸的土地。广惠河现隶属于广利灌区管理局管辖。

　　广惠河的渠首不在今沁河铁路桥下，它位于沁河北岸今马鞍山水电站附近，即牛王滩的正北。渠道沿沁河峭壁蜿蜒出山，经省庄、贺坡、西窑头村后，灌溉尚庄至马村的土地，是沁北农业唯一的自流灌区。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济源县令夏霖组织人民在千仓渠下游开挖亨利渠，灌溉南水屯等村50余顷土地前后。又在广惠河上开挖尚庄至化村的利泽渠，分广惠河水灌溉60余顷土地，今这些通称广惠河。

　　济源县令萧应植是怀宁人，他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任济源县令，二十六年卸任。他履任的前三年，一直接到人民的请求，说是利泽渠失修报废，要求疏导旧渠，复兴水利。又说所需费用由用水户捐工捐款，不需公家一分钱。萧应植亲自到沁北考察，见河道依然完好，便答应了百姓的请求，经组织商议，由用水的尚庄、寺庄、逯寨、任寨、留村、化村、逯村七个村，按亩分摊土工，石工则按亩分摊钱款。工程在沿沁河的山中垒石为河帮，在沙河处设立双重大闸，闸南设立一放水闸，防止泛滥。在贺坡和西窑头之间的白涧河，在河床下挖涵洞通过，防止山洪暴发冲毁河渠。在尚庄村西建一分水闸，分为南北二河。南支河经西窑头、留村、化村，长6华里；北支河经尚庄村穿过，经逯寨向南，走任寨西，东南流经寺庄西，至化村入沁河，长8华里。

　　这里的寺庄，也称下化城寺，解放前是济沁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在今在逯村西南，解放初废弃，今已不复存在。

　　广惠河修复拓展工程历时一年，竣工通水时，知县萧应植和怀庆知府沈荣昌参加了通水庆典。沈荣昌作了两首《阅济源重复广惠渠示诸父老》：“五龙洞左出山隈，迤逦陂陀过峡来。村落几堆云远近，波光一线是新开。” “蜿蜒穿去小桥通，宿麦初根绿未丛。好语农家还让畔，一川和气酿年丰。” 作者没有以一个知府的名义去下达命令，而是“好语”，平易近人地和农民屈膝交谈，请你们在用水的过程中，以和为贵，互谅互让，不要霸水，不要争水斗殴，大家都按秩序浇地，用和谐去酿造丰收的年景。一个“好语”表现出作者博大的爱民情怀，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爱民的官员，去那里寻觅这个绝妙好词！

　　萧应植也作了两首七绝诗，《邑东有广惠旧渠，岁久淹废，村民请修复，再阅寒暑而告成功。郡宪亲临勘阅，口占二绝示诸父老，依韵敬和》：“曲曲山隈更水隈，程工一载往还来。敢云利济邀时誉，故步遵趋祗续开。欢腾众庶舆情通，紫马光临焕棘丛。志喜无钦兼志勉，鸿词强步语难丰。”

　　“作歌载续沟洫志”

　　当时，有个叫李元叔亦作了一首《陪否岑萧封翁樗庄沈文游五龙口》：“沁水西来束峡间，凿开石骨作长川。挽回东倒千寻浪，溉尽南畇万顷田。依槛光阴随客过，摩崖诗句待人传。萧侯理县传为谱，恺泽还应比昔贤。”这一句“挽回东倒千寻浪，溉尽南畇万顷田”，可以说是古人吟咏五龙口水利工程的佳句，生动地描述出五龙口古代水利工程的无限风光和重大成就。

　　清代内阁中书康仪钧游览了五龙口后，写了一首《沁渠行和仲友》的长诗，详细描绘和歌颂了这一古代伟大水利工程。他是山西兴县人，他首先感慨：“我家沁水源，不食沁水利。我来太行阳，五邑滋灌溉。”表达了对引沁受益的五县人民的羡慕之情。他描述的灌渠运行情景是：“群山万叠锁青龙，洪涛湍汛藏神功。五丁劈山山洞腹，冯夷鞭水水行空。龙头崷崪吟风雨，千里泉源一吞吐。纵横天上走蛟虬，砰訇地底出雷鼓。回酾二渠引其河，大干小支分叉牙。”这灌渠引沁水奔流，是多么地有气势啊。他继而又描述天旱时灌溉的景象：“六月火珠翻黑蜧，千顷绣壤盘金蛇。一石之水泥五斗，且溉且粪长禾稻。举锸成云决渠雨，衣食斯人百万口。古来美利有废兴，善作不必皆善成。只看此渠二百载，填淤反壤谁经营？河渠使者持急符，钱镈石楗交爬疏。工成不日泽百世，咎鼓那用吏追呼？是时河济偶旱暵，龙骨軥輈气吁喘。乃羡池阳四万田，白叟黄童歌青畎。儒者利物必有济，亩获十石伊谁赐？”他边描写边抒情，情景交融。最后，他咏道：“前有史起后白公，作歌载续沟洫志。” 沟洫志是历代正史的水利史。是的，这一切都应载入史册，永远铭记。

　　综上多篇章节所述，自秦开创秦渠枋口至清代的2000余年间，历代都有官员在五龙口的引沁水利工程上有所作为，是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和解放后济源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建的引沁济蟒工程相比，后者无论从工程难度、灌溉面积、灌溉效益等方面，都远胜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