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家园都有两个，一个是存身之所，一个是精神的依托。历史文化，就是无数代人精神依托的积累，也是一个城市的根。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可供人们回忆的载体，没有活着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厚度和文化根基，失去了城市的灵魂。而现在，可供我们凭吊的，不但越来越少，而且正飞速从老城里退去。趁着还来得及，让我们一起寻找一下记忆中的老城，寻找一下老城中的记忆。

　　如果你身边还有老庙、老路、老桥甚至老宅遗迹，请联系我们。让我们在阳光下的老城遗迹边，和所有热爱老城的人一起分享我们曾经的快乐和忧伤，一起八卦从小听大的传说故事，一起记录曾经属于这座老城的特有的市井文化。

　　迎春桥上话沧桑

　　早上七点多，到河边跑步的老人们结伴回到了玉泉办事处亚桥居委会。晨光的照耀下，他们的白头和脸庞像是被镀了层淡淡的金。问他们有没有从老桥上回来，老人们都笑着摇了摇头——曾经进城的咽喉之地，现在已经成了景观桥。

　　亚桥居委会的得名，就是因为这座迎春桥。过去，望春桥是市里的第一大桥，它位居老二，到底这两座桥是不是一起建的，因为桥边的石碑被毁，所以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但是，这座桥和济源老城扯不断的关系和它留在当地的传说，却深深地印在了老人们的心里。

　　迎春桥与“石桥春望”

　　亚桥居委会的翟永书老人曾多次找记者，希望可以写一写迎春桥和济源九景之一“石桥春望”的关系。现在，可以讲出个中原委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年势已大，耳朵也失聪了，迎春桥曾经的热闹和繁华彻底被人忘记，是他最大的担忧。

　　迎春桥曾经是官道中的咽喉之地，除了地理位置重要之外，这里曾经民风尚古、风景宜人。“此地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序》里的风雅和热闹，这里曾经也有过。

　　说到这里，还需要从桥的名字说起。晨光下，随着翟永书、翟永升、李越胜、李英兰、翟本庆几位老人的讲述，我们一起回到了抗日战争前的岁月当中。

　　现在玉泉办事处所在的位置，老人们叫它“公地”，也叫它“迎春地”。这块属于公家的二亩地，一年内只在立春时用一次，据说是块“活地”，一千人看着也是满的，五千人看着还是满的，从来没有挤不下人的时候。每年立春前近十天，纸方的人就会到这里扎春牛，春牛的肚子里放满了花生、核桃、大枣和糖果等东西。小李庄一位卖豆腐的路过，见糊纸时弯腰蘸一下糨糊太费事，就主动上去端着糨锅，从那儿以后，每到立春前，他们家的人都得到那儿领着端糨锅的活儿。且说这二亩地还不是现在这样任意跑车的平地，而是自然的两疙台。一次抬春牛往高地上，下了雨，不好抬，大社村一个人伸手拉了一把，春牛上去了，从此，这家的主人世代就被叫做“拉一把”，立春当天必须到场的。这些约定成俗的规矩定了下来，抬春牛的事就成了大家的事儿。不管多忙，到了时候，各家各户的人必定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这里，为全市迎春做准备。到了立春那一天，“迎春地”上早早地为县太爷搭好了凉棚，按下了桌椅。人们在“迎春地”上扎一个一丈多深的眼儿，往里面丢一个绒绒的鸡毛，大家伙儿都眼巴巴地看着，骑快马的探马坐在马上等着，但见鸡毛呼地一声从洞里被吹上来，人们就欢呼起来：“地气透了，地气透了……”探马快马加鞭，一路赶往望春桥。

　　为什么去望春桥？县太爷带着一班人马在那儿等着呢！过去，这望春桥修得极高，在迎春桥上望得见桥，可看不见守桥的卫兵，就是城门也被挡去了大半个。县太爷和城里有身份的人当天都在桥上一边等，一边看早春的景色。虽说那只是“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节，但彼时万物复苏，阳光明媚，别有一番景致。但等探马一到，县太爷的轿子或大马就前往“迎春地”。这时，周围的人立马会拥上春牛，但等县太爷到场以后把春牛的肚子打破，人们就会一哄而上，把春牛肚子里的东西一抢而空。而且，县太爷就会告诉大家，立春过后，农耕开始。这是新年过后全济源的第一个集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里看完了热闹，吃完了集会上的小吃，看尽了集会上的杂耍，在河边坐下来，尽情玩乐，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老桥的前世今生

　　前面说过了，老桥建于何时现在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桥建得相当讲究。亚桥居委会已故老人闫长武曾多次对别人讲，民国时候，怀庆府府上有一位老人专程骑着毛驴过来看过这座桥，临走了，对闫长武说：“你们守着宝不识宝啊，这桥建得可有讲究，叫‘活龙头活凤尾，虫蛀碑’。水再大，淹不着桥南的龙头，老榆树对着龙头的位置，在桥北长出来一个酷似凤尾的根；桥边的石碑是一种叫‘虫蛀石’的石头刻的。”闫长武听后专门去看了看，果真如老人所说。慢慢地，村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桥不同寻常，少不得格外另眼相看，把桥前面的一段路叫“前桥”。

　　但老桥的厄运还是来了。翟永升老人至今还记得五六岁的时候，自己正在村头随着母亲捡柴，听见村头远远地传来嘈杂声。翟王林过来问他母亲：“奶奶，前面怎么回事？”不等回答，他就跑开了。没过多久时间，又见翟兴福和王林家的老婆、孩子提着席子、抬着门板哭哭啼啼地往“前桥”走，说是他们俩被打死了。回来的人们又说，张作霖的部队退到这里，过梨林南官庄时被当地人抢了一车军火，到了“前桥”见人往前去，就开了枪。在路边卖柿瓣的翟兴福也被打穿了肚子。

　　过了迎春桥，当兵的就把桥东西两面的条石给撬了，说是不让日本人的车过桥，并扬言第二天要血洗南官庄。不料，第二天日本人就到了桥头。村里姓翟的四个大家族的大门首先成了日本人瞄准的对象。话说这翟家曾出过探花，在村里修起了气派的祠堂，兄弟四个还盖起了四传大院，每个大门上面都挂有漂亮的匾牌。由于门楼修得格外高大，门板就被日本人取下来铺了桥，还有几户人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推倒，房上的木材被人他们拿来烧火做饭用了。由于急着进城，日本人吃了饭就过桥走了，村里没有再遭到祸害。后来，日本人在济源杀了无数人，但无乎再没有在亚桥停留过，人们将之归功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

　　日本人被彻底赶走后，有人再修老桥，就把“虫蛀碑”打成了两截，砌在了桥上。再往后，在老桥的南面，有一座更加平整、更加宽阔的大桥建了起来，桥边还有一座铁路架桥，无数的物资和车马进县城有了新的通道，这座桥从此就门前冷落车马稀，成了垂钓人的乐园了。而且，现在它的位置从“城关”变成了市区，高楼在它的南面拔地而起，夜里，霓虹灯闪闪烁烁，掩盖了老桥沧桑的表情。那个属于它的时代，越来越远了。

　　远去的渔家生活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们还记得村里成对的小船和船上成排的鱼鹰。那时，居委会还叫村子。每天早上，村里有船的人家都会到桥边下河捕鱼。村里人最钟情的，是村西的珠龙河。老人说，这河是古济水的上游，源头是济渎庙边的珍珠泉，传说是一头猪龙在地下拱出的水道，叫猪龙河，再后来才慢慢地改称“珠龙河”。这座桥建成时，西边是一个猪头，东边是一个龙头，几位老人都说那猪头和龙头雕得生动，但猪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毁掉了。再说这珠龙河河水冬暖夏凉，一年到头辛苦浆洗的农妇们尤其感谢它的恩泽。过了桥往南，到与湨河交汇这段河，村里的人们习惯称之为“冷水胡同”，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上河面都水雾蒸腾，与湨河截然两种景象。

　　当时，村里李喜昌、常法升、李炎治、翟永知等10多户人家都打过鱼。“水再大，淹不着桥南活龙头”的说法从李喜昌老人那里得到了印证。据他说，发洪水的时候，水淹了桥拱，但到了龙头就形成了一条分水线，按他们迷信的说法，是“龙把水喝了”，其实，只是龙头把上翻的水力给分开而已。

　　早上，他们肩挑渔船、带着鱼鹰从桥头下河，下午踏着夕阳回到家里。那些没有船和鱼鹰的人就跟着船，等打到鱼后买下鱼，沿着河道，一路挑过黄河，把鱼卖给洛阳的鱼贩子。虽然辛苦，但也能养家糊口。

　　靠着河水和桥过活的，不止这些人家。这桥用了多年，青石板早已被磨得明光发亮，加上坡度大，拉着重车很难上去。村里一位叫李有禄的，在桥边搭了个小庵子，专门帮人推车，过了桥，有时会得到一块碳，有时会得到一块馍，好歹都是活路。

　　真正的活路，是官道带来的消息。民国时候，战事频仍，药材紧张。亚桥人不知道在哪里学会了制假羚羊的手段，家家户户做“羚羊角”。村里人还转用药材贩子的话：“过了堰头岗，就是亚桥山，亚桥山上出羚羊。”当时，主要的药材集散地在禹州，还有人卖到了西安。

　　一直到日本军队过来，村里人的活路彻底被断了。“村里大多数人都出去逃荒避难了，村里长满了草，各家院子里的铁杆蒿长得比人还高，家畜什么的都没了，狼也饿得不行，常出来伤人。”翟永升说。“第一次国民党夜袭县城，赶走了日本人，我们和一些人家没逃走，县里放赈，我们一人还去领了五斗谷。日本部队再来时，村里人基本都逃光了。”直到解放以后，村里的人才陆陆续续回到了村里，各自开始过活。迎春会和做“羚羊角”从此彻底失传了。农业和渔业是最早恢复过来的，“那时河水大，原来济源水文站下面的河道叫圆潭，水深得撑船的竿子插不到底。当时济源人不吃鱼虾，打回来的都卖到了洛阳。后来，工业发展起来了，鱼少了，水也小了，打不到鱼，船和鱼鹰卖的卖、死的死，后来再也没有人下河了。”李英兰说。

　　时代的洪流冲走了渔船，但带来了更多的商机。现在的亚桥居委会被划入了市区，几条大道环村而过，居民现在基本脱离了农业生活，开商店的、卖菜的、办工厂的、搞建筑的……“只要别在家不动，都能挣来钱。”翟永书说。

　　告别亚桥居委会的老人们，远远看去，迎春桥的依依垂柳下，几个垂钓人正在阳光下消磨着安泰时光。迎春桥，不光承载着过去的历史，还以它新的身姿记录着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