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沁河，雨后过处，清风袭来，波澜不惊，山沿水走，一派闲适迷人的景色。

    走在山间，让人流连忘返。陪同我采访的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立政先生见我兴致浓郁，指着对岸峭壁上一块平整的岩石让我看：“那里相传有司马懿的造像。”

    据李先生描述，此山叫马鞍山，因为山势起伏，呈马鞍形状而得名，河右侧石壁上有石龛造像一尊。“几十年前听人讲，石像身着宽袖长袍，相传是司马懿的造像。”由于年代久远及人为破坏，现在石像已经辨认不清。

相传司马懿修建的沁河古栈道遗迹

    司马懿造像为何会出现在沁河岸边的峭壁之上？当地人说，这是因为司马懿主持修建了曹魏时期有名的沁河古栈道。

    沁河岸右侧的绝壁上，有一条绵延90多公里的曹魏古栈道，也称太行山沁河古栈道，起点在山西省阳城县境内的沁河右岸，终点延伸到济源市五龙口镇。

    司马懿为何要在这里修建栈道呢？当地人认为，历史上的司马懿“狼视鹰顾”，早有谋反之意。当年，他借弟弟司马孚整修枋口堰之机，征集役夫，依岩凿洞，插梁架板，搞了这条栈道，囤积粮草、运送兵马，为以后的政变打下了基础。

    对于民间传说，李立政先生并不完全相信。多年前，他曾到山西考察。据山西同行介绍，山西境内沁河右岸的一处石崖上，也曾发现过摩崖石刻，上面刻有 “建元正始五年十月五日，曲阳吴某，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行道，作偏桥阁，凿开石门一所”的字样。据专家考证，石刻铭文具有汉隶遗风，又有向楷书过渡的特征，应属曹魏时期的作品，很可能是吴某带人修筑古栈道石门时刻录的。

    “建元正始五年，是曹芳的年号，即公元244年。”李立政先生认为，那一年，司马懿刚从淮南回到京城洛阳，不大可能跑到济源、山西督修古栈道，何况司马懿被夺兵权是在两年后，244年司马懿不太可能就心生谋反之意。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公元241年，魏将邓艾曾向司马懿建议“通曹运之道”，以便山西粮运南方，解决对南方东吴的用兵问题。目前，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修建沁河古栈道是为了解决对南方运兵的粮草问题。

    目前，沁河古栈道济源境内仅存十多公里的遗迹。在马鞍山、张庄村、和滩等地的沁河右侧，能看到峭壁上有排列整齐的槽洞。槽洞呈正方形，边长为30厘米左右，深60厘米，间距2.5米到3米不等，槽洞分上下两层，层高2.5米左右。

    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的沁河古栈道是何等壮观，栈道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来运输粮草，下层用来防止塌陷，或者上下两层都用来粮车通行，只是方向不同。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公元280年，西晋讨伐东吴的战争异常顺利，摧枯拉朽的背后，是强大的后勤实力。“衣冠南渡”之前，中原地区一直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三河地区的农业繁荣造就了军事力量的强大，源源不断的物资运抵南方，使得西晋统一中原的时间表如此短暂。

    沁河古栈道，将山西、陕西粮食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出太行峡谷，为前方战报频传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凿渠尚赞卢侯功

    晋帝国的统一是短暂的，对北方地区的统治更是短暂的。

    西晋灭亡后，就是中原地区的“五胡乱华”时期。在那个靠武力说话的年代，农业生产是可以任意摧残的。黄河上下，几乎都弥漫着硝烟。

    中原萧条，千里无烟，沁河下游的五龙口水利工程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厄运，秦渠枋口年久失修，灌溉效益锐减。在那个动乱的年月，指望修复水利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枋口堰的重修一直到隋代才得以实现。

    公元590年，一个当时名声不佳的官员来到了济源，他叫卢贲。在《隋书》等史籍中，卢贲是个懂音乐的奇才，隋朝开国后，他负责整理过宫廷音乐。但另一方面，卢先生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结党营私，很为世人不齿。更要命的是，卢先生在担任齐州刺史的时候，居然不顾百姓死活，当辖区发生饥荒时，这个父母官居然下令关闭粮仓，不给百姓放粮，结果犯了众怒，被削职为民。后来，杨坚想起用他重新担任刺史，结果卢贲在给皇帝的回复中大发牢骚，觉得杨坚辜负了他当初的拥戴之功，结果彻底惹恼了杨坚，最后仍没有用他。

    卢贲政治上声名狼藉，但在济源期间，他的名字是枋口堰历史上不能忽视的一笔。在卢贲之前，秦渠枋口只是一个渠道灌溉，而卢贲开创了引沁分渠的先例，大大地扩大了灌溉面积，这无疑是开创性的。

    “摩云两壁夹寒流，谷邃天高爽簌幽；翠扑衣衫岚影动，凉浸肌骨水光浮；凿渠尚赞卢侯绩，作赋还生楚客悉；吹尽六尘清境界，胜游何必在清秋。”这是清代文人段景文的一首名为《沁口秋风》的诗，诗中极力称颂的卢侯，指的就是卢贲。

    在如今的沁河两岸，随处可见非常平整的石壁，这些石壁要高出沁河水面十多米，壁上有着很明显的人为刻凿的痕迹。陪同我采访的李立政先生解释说，古时沁河水非常深，河道也非常宽，根据《济源县志》的记载，隋唐时期，沁河下游不仅有惠民的水利工程，更有非常秀美的景色，文人骚客经常乘船来此游玩，吟诗作对，并让人将诗词刻凿在沿岸的石壁上。由于风化严重，这些刻在石壁上的诗词都难觅踪迹，只有在一些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中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隋代之前，秦渠虽然灌溉良田颇多，但不能水尽其用，卢贲担任怀州（今沁阳一带）刺史后，首先修葺了秦渠枋口，后卢贲又多方听取当地百姓的建议，组织役夫新开了两条渠。据《隋书》记载，卢贲“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流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泻卤，民赖其利”。 

    值得一提的是，卢贲的温润渠不仅是一条灌溉之渠，更是一条改良土壤之渠。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钮仲勋先生曾指出，当时沁阳、温县一带处于黄河和沁河之间的很多土地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盐碱化程度很高，卢贲引沁河水改良碱化土地，说明古人对于秦渠水资源的利用，已经有了相当科学化、系统化的认识。

    利民渠的建成，使得渠道直通温县，大大扩大了灌溉面积。

    三任行政长官共修枋口堰

    读《卢贲传记》的时候，我一直感慨，这个在政治上有污点的人竟也有其闪光的一面，他重修秦渠，引水温县，对于豫北人民来说，无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卢贲退出历史舞台后，秦渠的修复与扩建工程并没有停滞，唐朝时期，秦渠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唐朝，秦渠发展有记载的不是在贞观之治或开元盛世等安定年代，恰恰相反，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当时秦渠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修葺和扩建，分析其中缘由，可能是由于藩镇割据，各地军阀都有意或无意地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持或壮大当地经济发展，秦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迎来再一次辉煌。

    安史之乱时期，唐朝大将李光弼驻守河阳（今孟州）。河阳为黄河北岸的军事要塞之一，也是拱卫东都洛阳的北大门，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李光弼下令在河阳城南北各修两座城池，三城互为犄角。公元781年，唐王朝设立河阳节度使为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将附近济源、温县等地的租赋划归河阳三城收取使用。因此，秦渠能否发挥最大效益，就成为决定河阳三城财政收支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有三任河阳节度使在秦渠上下足了工夫。

    公元789年，河阳节度使李元淳“引沁水开渠七十余里”，这条新建的渠被命名为广利渠。广利渠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豫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达到了“河内之人无饥年之虑”的状况。

    公元825年，新任河阳节度使崔弘礼大修秦渠，据《旧唐书》记载，修葺后的枋口各渠，“灌田千顷”。

    公元833年，在济源出生长大的唐代名臣温造担任河阳节度使。温造一生的历史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藩镇割据势力；二是兴修水利。温造到任后，上书皇帝，再次修葺、加固枋口各渠，不仅完善了原有的渠道，而且将渠系范围首次扩大到武陟县，使枋口各渠的灌溉面积涵盖豫北五县五千多顷的土地。

    隋唐史料中，对于枋口各渠的记载可谓惜墨如金，让后来者只能在一个轮廓的影像中去还原它的清晰。幸运的是，众多唐代诗词，为我们更为直观地描述了沁河两岸的繁华与秀美。

    “万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这是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中的一句，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出秦渠枋口的历史沧桑。“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枋口）钓鱼时。”韩愈的《盆池五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沁河渔业是相当兴盛。“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听人言，金秋入吾手。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蹬上悬泉，澄湾转枋口。”白居易的《游枋口悬泉偶题石上》展示给我们一幅美丽的画卷：五龙口不仅是惠民利民的水利工程，更是引得文人骚客慕名前来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