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老城记忆第六期

　　一场大雪飘然而至，市博物馆的院子里，除了偶尔两声鸟叫，只听得簌簌落雪声。后院的仓库里静静地躺着许多蒙了尘的石碑，就像那些曾经地动山摇的故事被尘封在了历史中。时间滚滚向前，人们无暇顾及那些陈年往事，甚至，二十多年前的景象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

　　在这些石碑中，曾有一块刻着“金汤巩固”四个大字。它本来埋在北街居委会孙卫东家的老宅里，是从老城墙的墙根处挖出来的。现在，这里还散落着一地碎砖，只有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这里，曾经矗立着高高的城墙。

　　“金汤巩固”碑后的悲壮故事

　　“济源老城是个战城，一圈城墙五里二百五十步，城墙上过得去大解放车，当年我还见过大汽车在上面跑过。城墙在城里看有两屋半的楼房那么高，从城外看，比三层楼还要高些……”孙卫东的叔叔孙王庆已经82岁了，但依然头脑清楚，声音洪亮。

　　城墙应该很坚固，在城墙遗址附近，散落着的墙砖依然坚硬无比，有许多人家就地取材，用这些砖垒起了小灶房和围墙。

　　“一块砖重25斤，生产队盖粉房的时候，我们挑着这些砖盖粉房呢！”刘喜才说。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除了记得城墙没毁之前上面开过汽车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玩耍时在城墙里捡到日本人留下的手榴弹。

　　此去向西南不太远，就是曾经的老城西门口。西关的老人们还记得儿时玩耍时，常常在城壕里翻出许多人头骨来。没有人说得清这些遗骸是哪年哪月的，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爱恨情仇，曾经如何在战乱中葬身于此。但毋庸置疑的是，济源城，真的曾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战城。

　　“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在有史记载当中，这可能是对济源战略地位最早的描述。当然，那时，还没有这座城池。记者在清代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的《济源县志》《续济源县志》及一些当代文史资料中获悉，济源古城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隋开皇二年，隋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为了方便和配合朝廷对济渎庙的祭祀，修筑济源县城。

　　在史料记载中，济源城墙“周长五里二百五十步，墙高二丈五尺，宽二丈，池深一丈，阔二丈五尺”，自建成以来历代均有修建，一直是堆土成墙，明崇祯十一年知县卢时升瓮以砖石，清代时有修葺，“民国”四年再次得以补修。在清代的县志中，多有历史文人登城远眺时的吟咏之作，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近年来，济源老城多次成为网络写手的新宠，在《七国争霸》《明末1625》《倾国倾城之特工丑妃》等网络小说中，济源成为改朝换代地盘争夺战或农民起义战争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

　　“紫金梁王自用受不了朝廷的威压，带着三十六营中的大部分向南逃窜，跑到山西南边时，王自用突发奇想——干嘛非要跑进四川，于是他向着东南方略微一转，穿过太行山，突然进攻河南济源。此时的三十六营除了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和曹操罗汝才，别的都跟在他军中，因此总兵力高达十万，声势震天，所向无不披靡。也是王自用倒霉，济源本来没什么兵力，哪抵得住他十万大军？但他刚好碰上平贼将军左良玉带着七千官兵从河南向山西移动，正好驻扎在济源城。这一下济源就不好打了，七千官兵守城，挡着他十万农民军两天两夜，济源城还没拿下……”这是《明末1625》中写的片段。这时，距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还有十多年，如果此役的描写有依据的话，说明两点：一、此城墙是土墙之时已经比较高大雄伟；二、此役让当地执政者认识到了城墙的重要性，并下决心劳师动众修建砖墙。要知道，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而且战争频仍的年代，修一座城墙烧这么多砖有多么不容易。“知道城墙为什么那么结实？里面捣有糯米！这工程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西街居委会的姚天立老人说。

　　先不说这建城的艰难，且说200多年后，清同治六年，西捻军张宗禹部自山西经王屋山围攻济源县城一战。这场战役究竟有多残酷，记者查了许多历史资料，均找不到详细的记载，倒是在采访西街古槐的内容时，无意中从姚氏一族的族谱中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的一点信息。据姚天立说，捻军围困济源县城，与守城的清军激战七天七夜。官民被围困在城中，吃喝都成了问题，清军就以补充军需为由多次向姚家摊派粮食。七天七夜——由此可以想见这场硬仗打得有多么艰难。而且，姚天立还回忆说，他的父亲曾在城墙上放哨——当时城内的壮劳力都得轮流值班，而且值班的人还可以领到来复枪。应该距他父亲值守的年代不太远，日本侵略军就打进了济源城。其中有一位抗日战争中的亲历者，记下了发生在城墙内外的惨痛回忆。

　　在这篇题为《在济源抗击日寇片段》的回忆文章中，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李文定写道：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春侵占济源后，烧杀奸掳，无所不为，激起中国军民的共愤。驻防黄河南岸的国民党91军166师全体官兵，闻听日寇在豫北的暴行，纷纷要求渡河抗日。4月初，他和战友按照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开往济源。侵占济源县城的日军是号称日本“铁军”的14师团的一个联队，兵力3000余人，配有大炮15门，且有坦克。而抗日官兵只有3000人，每个战士配备步枪1支，大砍刀1把，手榴弹4枚和3天食用的干馍。4月10日，刘法舜和李文定带领战士从南面进攻，曹玉衍带领战士从城东南角进攻。部队进抵济源城下时，已是凌晨3点左右。由于惊动了老百姓家的狗，满城的狗叫声引起了日军的警惕，行动被城墙上站岗的敌人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全体爱国官兵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攻城，一面用机枪的密集火力对准城墙上的日寇集中扫射，以掩护部队爬梯登城，一面由登城部队迅速靠近城下，通过云梯，登上城墙，陆续攻入城内。为了扩大战果，师部工兵连长吕舜民率领两个工兵班，携带炸药包，分别奔向南门和东门。可是，吕舜民带领的工兵班向南门前进时，遭到敌人密集火力攻击，全部牺牲。另一班负责爆炸东门的工兵，将炸药包运到了城门下，但因炸药失效，未能如愿引爆。同时，登城部队的云梯一个个被炸断，部队已无法登城。从云梯攻入城内的400多名官兵，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孤军作战的情况下，毫无惧色，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白刃战。每发射出一颗子弹就要消灭一个敌人，每砍出一刀，就要杀死杀伤一个敌人。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三天，进城的战士全部遇难。春末夏初，日军放弃济源县城向沁阳方向撤离。李文定进入济源城后，首先在洪福寺（即现在的望春剧场）大院内发现了两个“慰灵祭”木桩，两个大木桩的正面都用毛笔写着碗大的黑体字：“中国军队无名英雄之墓”。木桩背面还有说明：中国军队991团二营中士班长朱金山攻入城内后，在白刃战中手持大刀砍死日军营长及鬼子13名，最后负伤多处而牺牲。另一个木桩背面略云：中国军队992团上等兵张鸿歧，在白刃战中砍死日军七人，最后牺牲。文中说明，朱金山及张鸿歧的尸体和武器均埋葬于此。此外，木桩上还有“封为军神”、享受“慰灵祭”等字样，系日军所立。

　　西街居委会秦全盛老人的故宅距朱金山殉难处不远，大木桩原来就立在朱金山殉难处，后来被搬到了洪福寺①。老人已故前曾对记者讲，那一仗之后，他经常看到日本人在吃饭前，在大木桩前对“中国无名勇士”进行祭奠，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慰灵祭”吧！应该是中国英雄的忠勇卫国精神和宁死不屈气概慑服了日军，从而被日军“封为军神”的。

　　而东街居委会的张同道老人却记得有一位烈士牺牲的地点距洪福寺不远，如果这样话，张鸿岐烈士有可能是在东街牺牲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济源城打了几年拉锯战，城墙在战火中两度被炮火击毁，“金汤巩固”至此彻底成了梦想。这座历年历代沾染了数不清战士鲜血的城墙，从此逐渐告别历史，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沧海桑田难掩老城春秋

　　康熙年间，县令尤应运刚进济源城的第一印象是“斗大山城”。但是，记者在采访老城墙过程中，却在这“斗大山城”中转得十分辛苦：车水马龙的道路上找不到停车位，而随着市区的扩建，老人们已经居住得十分分散，不少老人已经搬出了老城区，一天探访两三家已经是上限。“一条街，俩岗楼，公园里面只有猴”，老济源人在总结济源城时还会加上一句：“西边跺脚，东边地震”，如今，这些都成了历史，老城印象在人们的脑中变得有些模糊了。意气风发的济源新城，把往事的印迹逼进了市区的死角和故纸堆里。

　　在《济源县志》的图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区的概貌，而那样的布局，应该自城墙筑好后，一千多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孙王庆至今还可以清楚地指认出老县衙、钟楼、魁楼等老建筑的原址，但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两孔半”和“两传半”，因为这都在北城门附近，距他家不远。

　　“两孔半”说的是古井：小十字老中医院东角有一个古井，里面的水是全城内最好吃的，大家都到这儿担水喝，据说这井和邵原的一个井相通，两眼井水都是全济源最好喝的，还有一孔井的水没这两眼井的水好，在克井原昌，但与其他井水比起来，这“半孔井”内的水仍然是无比甘甜。而“两传半”说是的宅院，其中一传院在北街，一传院在大峪千坡岭，那“半传院”他已经忘记在哪里了。据说这几个宅院因每座房前都有走廊而得名，而且院中廊廊相连，下雨天不打伞在几个房子中来回走动也不会湿了衣裳，而且，这两传院的二门口还有座山屏，有一间房大小，一般不开门，办红白事时才开，而那“半传院”少了这样的山屏。

　　找到孙王庆时，他正在大街上，冷风隔过衣服直刺入骨，但兴致勃勃的孙王庆还是热心地和记者一起来到了“北街一传院”的附近，指着东南方说：“那个院子就在那儿——那可是济源数得着的院子了。正说着，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孙王庆笑着说：“嘿，真巧，那个‘一传院’就是他家的。”来人叫孙王毅。提起宅院，孙王毅就黑了脸。他说，小时候记得日本人到他们家拆房，抬着一根大木头，唉哟唉哟地撞倒了墙，但房子是立架房，墙倒房不倒，他们就又撞柱子。原来，他们是看中了这些房上的木料。孙王毅的妈妈拉着他弟弟站在辘轳旁边抹着眼泪，又不敢说话。“我恨死了，就在一边说长大了要把日本人全杀光，吓得妈妈赶紧捂住了我的嘴。”孙王毅说。被人称羡的家园，从此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当时，不光是日本人祸害百姓，一些坏人也趁机为非作歹。从小在北街居委会长大的田玉香说：“满大街的土匪、黄协军、‘剥衣团’，老百姓没有活路，别说穷人没吃的没穿的，就是能行的家户有粮食也吃不到嘴。妇女不敢洗脸，也不敢穿干净衣裳，还把脸上抹满锅黑。最气人的是‘剥衣团’，挨家抢，挨家搜，凡是值点钱的都被他们抢走了，甚至连好点的衣裳也不放过。他们每次扫荡回城，都提着一包包的衣裳和银货。”那时，共产党的队伍还没有壮大，田玉香有一次从西城门过，见城门的炮楼上吊着一个人，被人用皮鞭抽得死去活来，听大人偷偷地说，那个人是共产党员。她那时十来岁，看着血淋淋的人快要吓死了。此外，她记忆最深的就是12架飞机并排从远处飞过来，她赶紧藏到街边的小百货铺里，后来听说这排飞机过去，把庙街给炸了——当时许多人都逃出了城，庙街成了全济源最热闹的一个商贸集市。还有一次，她亲眼见一群日本人围着，让一条大狼狗把一个一二十岁的大男孩给活活咬死了，那个男孩儿叽里呱啦地叫着，日本人还哈哈笑呢！

　　当时，日本人在城里到处抓“小夫”，北街居委会的许多男人都被抓走了，而田玉香的父亲也没能逃过。在抓她父亲的时候，她家的驴也被日本人牵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驴自己跑了回来，家人看了哭着说，驴都回来了，也不见人回来。又过了大半年，一天半夜，她父亲突然回来了。那时她外婆也住在北街，一见她父亲就问挨打了没有，受了什么罪，大人们一直说了半夜。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她外婆就再也没有醒来。“以前可能是提心劲儿太大了，这猛地一松气，一睡就过去了。”田玉香说，而那段时间父亲究竟遭遇了什么，老人说什么也不肯再提。她父亲回来没多久，半夜又有人来拍门，她们赶紧让父亲躺床上装病，结果几个八路军战士进来问她们屋里有坏人没有，检查完后又安慰她们说：“不要害怕，咱们都是一家人。”

　　“哪会能不怕？当时队伍太多了，老百姓都给吓怕了，一见队伍就怕。后来八路军就排着队伍在街上齐声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不要害怕。’慢慢地，人们才安稳下来。”说到这里，田玉香才笑了起来。

　　现在从北街居委会到西关居委会开车只需要几分钟，但过去西关在城外，人们进城并不容易。西关居委会的张开军老人记得，西城门胡同有些深，城墙那儿还有道斜坡，可以顺着登上城墙。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时候，城门口有日本人把关，大人没有良民证进不了城。“后来，党继新的头颅也挂在西城门上面，城门下还有通冯玉祥立的碑，内容是号召人民向往民主进步的。”张开军说。但是，当时进城的人并不多，而且城内的许多老百姓都逃了出来，日本人和黄协军就占了老百姓的房子。济源人自发在庙街那儿买卖东西，当时有人把庙街叫“小县城”。

　　孙卫东的妈妈苗思禾嫁到北街3个月以后，日本人彻底撤出了济源城。“一夜之间，日本人突然都走完了，一个也没有了。第二天早上，大十字的炮楼上竖起了青天白日旗。”她说。其实，一些日本人前一两天就露出了要走的苗头。该居委会已故老人田闫氏还记得，之前有些日本人找街上的老太太给他们画圆圈，如果圆圈的笔画接住了，日本士兵就高兴得拍手，如果圆圈的笔画还差一点没接住头，日本士兵就会痛哭流涕。“也许他们也迷信，觉得圆圈对住了就能和家人团圆，如果对不住就不能回到日本吧？”老人曾经这样对晚辈说。

　　每次拜访老人们出来，到街上被冷风一吹，记者都有些恍然如梦的感觉。临近新年，一些店铺已经被装饰得喜气洋洋，而身边高楼栉比，车流如梭，那些远去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遥不可及的噩梦。翻开《济源县志》，我们可以看到：“《旧志》曰，济邑盛时入其闉闍棹楔相望，行其野鸡犬之声相闻……轵关太行为用兵出入往来必由之道，周斋分界尤为重险……战争盖无虚日……”由此可见，孙王庆所说济源是战城是有根据的，而高大的城墙，就是这座战城的盔甲。但是，面对一次次战火，它却难以保护城里的人民，甚至连县城里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废墟。“斗大山城荆棘中，萧然四顾无都市。衙斋剥落已无存，茫茫唯对残灰耳。”这是康熙十九年温陵人尤应运刚到济源任县令时的感叹。

　　如今，用来抵御敌人攻击的城墙消失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它如果存在的话，除了历史文化方面的意义之外，再也没有实用功能了。

　　一个在城墙上长大的孩子

　　“城门上面有城门楼，挑角的楼檐，四个角挂有铃铛。房脊上有跑兽，马、狮子、老虎各种各样的动物，可好看了，都是用软石头雕的——城门楼毁了以后，那些兽掉下来，碎块可以在石板上写字。那么漂亮的城门楼被毁掉，可惜了。”孙王庆说。曾经，有许多文人骚客从望春桥登上城楼，观景触情，吟诗赋词。而这些，孙卫东却很少关注，在他的眼里，老城墙就像家人一样亲切而朴实——城墙，就是他的家，他的童年。

　　“我家的孩子多，一座房子挤不下，就让干部们给我划片儿地方再盖座房，他们说，别的地方没了，你想盖，就上城墙吧。”当时，被毁的城墙依然高高地耸立在北街居委会的边儿上，她就在城墙上找了块儿地方，把东西两面用土垫起来以后，骑着城墙盖了一座房。孙卫东刚出生，就被妈妈带着住上了城墙。“没有打院墙，西北风一下来，外城壕、内城壕的风都往屋里灌，孩儿们的腿都干得起皮，身上摸起来是涩的。以前的邻居过来都笑我把房建到了孤山上，又过了好些年，才慢慢有人也到这附近盖房。”苗思禾说。

　　但是，在孙卫东的眼里，那座房就是儿时的乐园。“城墙外是麦田，城墙内是菜地，我天天领着我们家的大狗在麦地里玩儿。城墙上有许多核桃树，夏天热的时候，我就睡在核桃树的树枝上。秋天，经常和上城墙摘核桃的小孩儿打架，小女孩儿也上城墙上来，摘些核桃叶和青核桃，把叶和皮砸碎了染塑料布扎头花戴。”

　　“好什么好，住得不挨四邻，养头猪也养不住，老是被狼给叨走。一听狼叫，我就赶紧把孩子们都关到屋子里。”苗思禾说。

　　“我哥他们在城墙下面掏洞养兔子玩，小孩儿们都喜欢上城墙上玩，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堆小孩学大人们斗争，在我家的墙上写了很多某某某战斗队的字儿。”孙卫东说。

　　“住得那么远，夜里还得过城壕，你们不害怕吗？”济源晨报记者问。

　　“有大狗跟着呢，怕什么怕？夜里人且没走到家，大狗就迎过了城壕，早上大狗把我送到校门口，我说‘回家吧’，它才扭头跑回去。”孙卫东的记忆力很好，小学课本里的一些内容都还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候，别说这个，连天天吃白面馍的生活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我们小时候，过生日那天能吃到一个鸡蛋——这已经算好的了，有的人家过生儿也舍不得吃，鸡蛋还留着换油盐呢。”他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干部，参加过打白坡战争，那时，他们的家境和大多数家庭比起来还算是好的。当时，城里的商铺很少，北街有个卤鸡铺，但一分钱一个的鸡爪他也只能看看，“闻闻香味，自己就走了，从来没想过能买上一个尝尝。”

　　当时，济源城还是一千多年以来的老格局，好点的是从东庄到西关的大路已经通开，不再是弯弯曲曲只容一辆车通过的小道了。“我们北街的路还是砂石路，一下雨，路上跟河一样，满街都是水。”

　　就是这样，一些老人们还觉得奢侈。“刚通路时全城也没几辆机动车，大家都觉得大街修得太宽了，说‘这么宽的路给谁走呢’，没想到现在这路已经不够用了。”张同道说。翻开清工《济源县志》的地图，老济源人一下子都可以回忆起老城的格局来。因为南北两条河的限制，济源发展曾一度受到很大局限。

　　姚天立回忆说，西城门往北有一大片藕田，荷花开的时候很漂亮，是县城内的一道景观，而那时城墙内只有不到两平方公里，城里只有几千口人。后来，大路北移，随着汤帝庙拆了南边一部分以后，宣化大街的修通奠定了老城区的格局，市区也早已跨过了城墙，但随后一些年，城区的发展也没有跨出过南北两条河。

　　“当时的蟒河是从西折到北，拐了一个弯，而且护城河很深，我小时候常到西关小学的后面钓鱼、游泳。”孙卫东说。从清代《济源县志》的地图上可以看到，济源的老城墙之所以不是四四方方的，而且缺了一个角，就是因为受到两条河的约束，而当初选此地建城，显然也有利用天险的考虑。“1958年，济源改造蟒河，把河道拉直了，市区的面积扩大了一些，但真正的改变还是这些年。”孙卫东回忆道。在他的记忆中，济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在1986年以后。那年，他从四川退伍回家，看到济源开始大建设，不但房子前后的菜地没有了，而且市区逐渐跨过了两河，一千多年不曾改变的城市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截至2011年5月，济源城区建成区面积为42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30万。如今，他的许多老邻居都从老城区搬了出去，住进了新城区的高楼大厦里。

　　“我家1996年在公园边也盖起了小楼，之前家里花四五千接了一部电话。”不知不觉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对他来说早已不是梦想。他现在在北海大道旁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的物业公司上班，现在的生活他觉得还不够好，不再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是他和母亲、叔叔之间最大的差别。老人们总是在回忆过去中得到满足，而他却在展望未来时觉得仍有欠缺。

　　苗思禾已经85岁了，但依然在帮孩子们在路边烙烧饼。她家的烧饼铺虽然很小，但因为是老店，所以顾客很多。第二次寻找苗思禾时，天太冷，老人没出摊，记者找到了老人家的小楼。这屋里的陈设虽然简单，但也感觉殷实暖和。午饭时分，孙卫东上楼来看望老人，看着儿子，老人说：“好几天没掏耳朵了，你快点给我掏掏。”话里竟带着些撒娇的语气，孙卫东熟门熟路地找来挖耳勺和镊子，用手机上的照明装置照着，给母亲掏了起来，老人舒服地闭上了眼睛，满脸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直从1996年盖楼房以后，孙卫东就离开了曾带给他无限快乐的老城墙，济源晨报记者在一位热心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他家的老宅。那里的房子高高低低，还可以依稀找到城墙和城壕的影子，一座老房下，就是老城墙的遗址。现在，那里已经被划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城墙上下的老房与崭新的济源城比起来，显得有些年迈沧桑。虽然在市区中心，但这儿的人仍然很少，残存的老城墙成了城市的一个死角。在这附近，许多散落的老城砖随处可见。旧城改造已经被提上了日程，明天，这里又将会是崭新的面孔，而这仅存的一处老城墙，不知道会不会彻底湮没在历史中。

　　城墙下的名泉故事

　　在济源博物馆的一隅里，静静地躺着许多石碑，那些碑文都是济源历史的见证。其中一块上面刻着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金汤巩固。这块碑是在孙卫东家的老宅下面挖出来的，先后挖出来的，还有另外两通石碑，都是关于济源曾经的名泉“蜈蚣泉”的。

　　“有一通碑上写着‘蜈蚣泉之神位’，另一通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了许多字，我记就扔在马寨桥的下面，你找找去，好像早两年我还见过。”孙卫东说。但是，在傍晚的冷风中，记者在马寨桥下找了几个来回，依然没有一点石碑的影子。

　　这眼泉，承载着北街居委会许多居民共同的回忆。

　　“这泉的水质好，旧社会的时候，熬大烟的人就是用这里的水，据说济源多数井水、泉水的碱性大，熬不出那么多烟。后来，大队建粉房，就建在了这里，就是想用这泉水做粉条。”王喜才说。

　　而妇女们对这眼泉的感情更深，在她们的记忆中，没有几天不到这泉边来的。“这泉是温泉，冬暖夏凉，听说泉眼和龙潭、珍珠泉都通着。我们洗衣服渴了，就到池边上掬水喝几口。早先家里吃的水也是从这里挑的，从地里回来，人们都喜欢到泉边的河里洗洗手脚，好天的时候，一堆人洗着衣服说说笑笑的，可痛快了。到天旱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婆儿们到这里烧香、掏泉，祈雨。”苗思禾说。

　　“那个水池四四方方的，有四米见方，有鱼有虾有螃蟹。泉上有龙嘴，水从龙嘴里流出来，妇女们都在池下面洗衣服。”孙王庆说。

　　离这眼泉不远就是蟒河，那时，马寨桥西还有个水车，带着弹花房，是借助水力弹棉花的。河边是树林，涨大水的时候，许多树都被淹了半截，“南北河漂天也淹不了城，更淹不住这眼泉。”孙王庆说。这后面，藏着许多几乎被人遗忘的传说故事。

　　过去，老城址选在湨河和蟒河之间，是因为风水先生看中了这“二水拱船”的宝地。最先，县城也是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个城门，因为济源的地形西高东低，后来，人们觉得如果正东面开门，风水就会顺势而下，不聚脉气，于是将东门移到了北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老城东门朝北开”济源九大怪之一。

　　“光听老人们说，东面的蛤蟆长虫多，城门不能往东开。”苗思禾说。80多岁的张同道以前则听老人们说，后来的文昌阁就是建在原城东门的位置上。而整个济源城的选址，传说更是离奇。

　　“传说南北两条河发再大的水，也淹不住济源城。为啥？因为城下是一张‘隔’，‘隔’硬，河水冲不动。”孙王庆说。他说，在老城打井的人都有经验，打下去不多深，就打不动了，“嗵嗵”响，“那是遇到“隔”了，把“隔”打透，井水可好。”

　　这种说法应该有些年头。在清代的《济源县志》上，对蜈蚣泉的注释较多，内容写的是：“在西城根睪上，每泷水（即现在的蟒河）泛涨势若吞城，赖此泉镇之，不为害。”

　　蜈蚣俗称“天龙”，再大的蟒到小小的“天龙”面前，还得矮下三分，这大概就是蜈蚣泉可以镇住蟒河的由来吧？不过，这只是笔者的臆测，老人们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泉是怎么镇住蟒河的，已经找不到更久远的说法了。而老人们所知道的是，蜈蚣泉自建城墙就已经在那里了，据说这泉眼通着龙潭下的老海眼，泉下有宝。早先，蜈蚣泉有两眼，北边的是雌的，南边的是雄的。“南蛮子”盗宝时，把北边泉下的宝偷走了。到南边的泉下盗宝时，他们找来了一个卖咕咕肴（也称锅盔牙）的人说：“我们伸出手来要馍时，你可要赶紧给馍。”说完，就钻到泉下去了，不久，只见泉水如滚开了一样，原来，他们在和泉下守宝的打架呢。过了一会儿，水下伸出来一个簸箕大的手，长满了毛，一下子把卖馍的人给吓跑了。结果，“南蛮子”吃不到馍，饿得受不了，又打不过雄泉下守宝的，一会儿就出来了。就这样，雄泉才没有被盗走，泉水没断，一直让老百姓用了许多年。

　　这么离奇的民间传说，已经很久不曾听到了。除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没有人再能讲这些“死瞎话”，而这，应该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老城墙下采访时，市文物局的秦胜利也到了这里，查访蜈蚣泉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在蜈蚣泉原址，秦胜利拍了很多照片。“这眼泉可有名了，和珍珠泉、不老泉一样有名气，可惜后来废了。”秦胜利说，他们更注重于实物普查，对于传说故事，并不在他们的调查范围内。

　　苗思禾说，这眼泉后来又被挖开过，挖开以后居然还有泉水往外涌，后来人们盖房，又把它给填上了。现在，这里一片荒凉，一些房子已经开始拆迁，新的社区将在这里建起来，而曾经晨雾绕树，甘泉吐珠的美景一去不复返了。

　　距此向东不远，是赫赫有名的卢仝泉。济源九十七泉是《济源县志》和《续济源县志》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济源水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之所以专门把这个篇章单独写出来，一是因为这曾是老城内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二是为了给后人了解济源的水文化提供一些更详尽的资料。但愿这些，不会彻底被湮没在都市发展的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