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人物画，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有战国漆画、帛画，汉代墓室壁画、帛画和魏晋墓室彩画砖。总的特点是尚气、尚力、充实饱满，神采飞扬，强调气势、运动和速度，有一种旋转上升的飞腾感，满幅画面皆张扬恣肆，气势是第一位的，重点放在人物动态上而非刻画人物形象。在技法上以线造型，在线条的挥舞中，有一种流动如生的感觉，且不太注重人物的实体感，这种艺术风格虽然气势饱满，但造型稍显粗略，人物形象不够真实具体，精神状态共性大于个性。

 

　　随着佛教思想的大量传入，魏晋以后，佛教艺术开始逐渐影响中国原有的本土艺术。在敦煌16国壁画和北魏壁画上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佛教艺术虽有具体的造像仪轨，但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异，佛教绘画艺术最初产生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不断吸纳犍陀罗艺术、希腊艺术、波斯艺术、西域艺术的审美元素，所以传到河西敦煌的佛教绘画艺术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艺术，我们今天看到的北朝壁画便是外来美术与中国本土美术经过200年的交流融合的产物，它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美术样式。

 

　　魏晋以前的中国早期人物画造型简略，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也有少量色彩晕染，但居于附属地位，而南北朝人物画重视人物结构比例关系，重视人物的立体表现，充分运用西域传来的晕染法；中国早期人物画强调动态、气势，人物形象更近于符号，气韵生动而实体感弱，南北朝人物画强调形体的体积和光影，形体起伏明确，结实厚重，准确生动，人物的现实感、真实感强烈，栩栩如生；中国早期人物画画面整体气氛飞扬流动，具有极强的动感，而北朝壁画沉稳、厚重，有很强的体量感；中国早期人物画多横向展开的连续画面，单幅画采取不同物象的空间并置，南北朝人物画对大场面组织有序，同一空间众多人物的合理组织是前所未有的。

 

　　北齐墓室壁画是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融合后产生的第一批成熟的写实人物画，其中娄叡墓和徐显秀墓的壁画代表了南北朝时期现实题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杰作。

 

　　1979年发掘的北齐娄叡墓，壁画保存完整，规模巨大，气势恢宏，西壁绘主人坐骑出行，众骑相随；东壁画主从相随牵马步行回归，200余匹雄健的战马栩栩如生。此画勾线极为地道，线条劲挺有力而又生动流畅，在勾描中结合彩色晕染，画面层次分明，人物形象准确、生动、严谨、写实、个性突出。出行图是西汉以来墓室壁画的固有题材，构图形式应有章可循，但人物形象、马的造型当系画工独创，对不同人物的身份做不同的处理，整个画面有聚有散，勾线亦有紧有松，并广泛运用了色彩晕染，明暗映衬和远近对比的手法，层次明确、富有韵律感。

 

　　徐显秀墓位于太原市王家峰，2002年发掘，画面物象与现实同大而栩栩如生。与以往相比，徐显秀墓壁画展示了一种新的布局结构，画家将整个墓室看作一幅整体画面，每一组绘画都是其组成部分。各组画面之间都有过渡和衔接，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墓室北壁墓主夫妇《宴饮图》是画面中心，由演奏的乐队衔接过渡到东西两壁：西壁是以墓主人坐骑为中心的随从和仪仗，东壁是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和仪仗，南壁门洞两侧，分别有七八个执旗佩剑的仪卫。实际上是东西两壁画面向甬道内两壁画面的过渡，这种前所未见的壁画布局，显然经过精心设计，主题明确、结构紧凑，画面对称、过渡自然，形成一个庄严肃穆的整体。再现了墓主生前的豪华与排场。

 

　　娄叡墓壁画以劲健潇洒的铁线勾勒和一丝不苟的细节描绘闻名于世。徐显秀墓壁画则以色彩取胜，画家很少将一种颜料原色直接上画，而是多使用中性色，画面以赭红为主调，色调和谐淡雅，很有品位。对粉稿的描摹不是小心翼翼而是轻灵畅快，随笔势而自然流动，不斤斤计较于细节，画面整体清新劲爽，神气十足。画家对适型的把握和对线条的控制功力，令人叹服。最精彩的是东壁的驾车牛，此牛体形雄健骠悍，神态欢快喜人，昂首奋蹄，似欲破壁而出，形象既写实又夸张，恰到好处，其生动鲜活，远胜唐代韩滉《五牛图》。

 

　　北齐墓室壁画在艺术状态的把握上恰到好处，既有严谨准确的造型，又有真实感人、个性突出的艺术形象。在技法上用线既准确到位，又生动潇洒、游刃有余。在精神表现上既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清新刚健、自然爽朗、生活气息浓厚，让人感到亲切，有一股阳刚清爽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以娄叡墓壁画和徐显秀墓壁画为代表的北齐绘画艺术奠定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艺术的造型基础，并为隋唐绘画艺术的全面繁荣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