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人物图谱中，曹操绝对是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故而在2009年岁末一则关于曹操墓被发现的考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就不足为奇。由于历史的、学术的兼或还有现实的种种原因，尽管有关方面已宣布安

    阳西高穴东汉大墓为曹魏高陵，但在未能获得十分的证据之前，各方展开激烈的争论，摆出自己或信或疑的观点，都应视之为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件大好事。学术需要争鸣，学术也不怕争鸣，而且学术问题会越争越明。为此，本刊特约请白云翔、牛润珍两位先生撰文，从考古材料和实地考察的角度，并以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梳理这一问题有关证据及疑信点，希望对学术界最终认定西高穴墓的墓主身份有所助益。

安阳西高穴大墓前室拱门

左图依次为墓中出土的石牌、石圭、铁甲、石璧

墓中出土的玉珠、玉佩等饰件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即2号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学术界、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一项考古发现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是十分罕见的。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秦汉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这里根据有关方面已经公布的材料（《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8日第5版；《专家考证河南安阳安丰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30日第1版），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汇报》材料，并结合笔者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从考古学上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

    考古学作为一门以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以时间和空间为基轴的科学。换言之，对于任何一项考古发现的研究和认识，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进行的。就西高穴大墓来说，首先是在时间上进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间上进行所在地点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出土的实物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墓主的身份进行判定。

    西高穴大墓经过多次盗掘，但其墓葬建筑本身保存基本完好，其形制和结构是清楚的。该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由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的大型砖室墓，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在我国，汉代是一个墓葬结构的大转折时期，经历了由竖穴式土圹结构向横穴式砖石结构的演变。用条形砖砌筑的砖室墓自西汉中期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此后迅速流行开来，并且因其墓主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在结构上形成多种类型。其中，由多个墓室构成的大型砖室墓是东汉晚期高等级墓葬的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在全国不少地区都有发现。尤其是“四角攒尖”式墓室顶部结构，更是东汉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如陕西华阴发现的汉顺帝时的司徒刘琦之墓，就是这种多墓室、四角攒尖顶的大型砖室墓；河北定县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夫人墓（葬于公元174年），也是这种多墓室大型砖室墓。就出土遗物来看，该墓残存文物多达250余件，虽然尚未经全面的整理，但其中还是有不少遗物可资断代。如出土的3枚五铢钱均为东汉五铢，而其中的1枚“剪轮五铢”钱则明显是东汉末期；铁镜，虽然严重锈蚀而镜背花纹不清，但其扁平大圆钮等特点，表现出东汉晚期鲜明的时代特征；四系黄釉和绿釉陶罐，更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总之，无论从墓葬的形制结构还是从出土遗物来说，将其断代为东汉晚期是毫无疑问的。

    从空间上来分析，西高穴大墓位于今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南，地处今漳河南岸，东距邺城约14公里，同时东距西门豹祠遗址约7公里，地当汉末三国时期曹魏邺城之西郊。西高穴村一带，是一处平缓的高地，地势高出3公里之外约10米左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记载说明，曹操之寿陵，建在邺城西郊的原上，并且地势略高。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地势上说，今西高穴村一带都与文献记载曹操之寿陵的地望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当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取土时挖出一方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志文称：“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称魏武帝陵的位置。另外，史书及有关的地方志中，未见这一带建有东汉王侯陵墓的记载。

    就西高穴大墓所保留的能够反映墓主地位、身份的信息来看，根据迄今已经发现的东汉晚期王侯大墓及其认识判断，西高穴大墓无论其形制、结构还是规模大小，都属于王一级无疑，并且规格最高。譬如，长近40米、宽近10米的墓道，两个主室、四个侧室的墓葬形制，中轴线左右大致对称的墓室布局，380平方米的墓室面积，砖砌墓壁厚达1米以上，长40余厘米、宽20余厘米的大型条砖等，尤其是前室、后室和左前侧室为四角攒尖顶，墓底用长95厘米、宽90厘米的大石板铺地为其他同类墓葬所不见等，都反映出其规格之高。就出土遗物而论，铁甲、铁剑等表明墓主人为男性；车马器的发现，说明当时随葬有车马，而汉代的车马随葬主要见于王侯大墓；后室残留的水晶珠、玛瑙珠、玉佩等装饰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异常精美，说明死者生前服饰华丽，生活奢华；铁镜的直径达21厘米，而东汉时期直径20厘米以上的大型铁镜均发现于王侯墓葬之中，如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等均有出土；石璧直径达28厘米，并且与高近29厘米的石圭伴出，而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们都反映出墓主人具有王一级的身份和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尤其是墓中出土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刻铭石牌，结合史书关于曹操生前先受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并在邺城西郊营建寿陵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岁。……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初步可以推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高陵。

二

    既然目前的材料可以支持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的初步结论，那么，为什么又引来如此多的质疑、如此激烈的争论呢？其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仅就学术层面的原因分析，大致主要有四。

    原因之一，是我国考古知识还很不普及，使得人们在关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而产生疑问。譬如，有的质疑者曾以墓中未出土墓志为由提出疑问。实际上，东汉晚期墓葬中没有墓志是正常的，因为迄今发掘的数以万计的东汉墓葬中都没有发现过墓志。在我国，墓志的起源虽然可以上溯到秦代刑徒墓以及洛阳东汉刑徒墓中记述死者姓名和籍贯的砖瓦，虽然东汉墓中也曾发现过具有墓志性质的墓石、题记或墓碑，但砖石墓志的真正形成是在三国之后的西晋时期。

    原因之二，是对一些考古发现的前所未见的现象的不理解而产生疑问。譬如，西高穴大墓中的刻铭石牌，尤其是“魏武王常所用……”之类刻有墓主谥号的石牌，此前在东汉墓葬中的确未曾出土过，于是引发了对其真伪的怀疑。实际上，考古中的很多现象，都有其发现的“首次”甚至是“孤例”的可能，而考古学的认识，正是在诸多“首次”的积累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曾经说过：已经发现过可以说“有”，未曾发现过不要说“无”，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轻易怀疑或否定此前未曾见过的新发现。

    原因之三，是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盗，残存的遗物不仅有限，而且非常零散，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该墓完整的、系统的信息，这就导致了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是推论。在考古学研究中，推论是必不可少的和正常的，但说服力难免会受到影响，于是也就很容易引发质疑。

    原因之四，是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尚未完全结束，发掘资料尚未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致使无法对提出的认识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即使结论是正确的，但总会产生证据不足之嫌，也就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结论之正确与否的怀疑。

    面对人们对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质疑，作为考古工作者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明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继续做好后续发掘和清理工作，包括与之相邻的1号墓的发掘，同时对发掘资料进行细致、系统的整理，进而就陵园建筑以及地上建筑遗存、与1号墓的关系、画像石与墓葬的关系及其性质、出土遗物在墓葬中的分布及其性质、各墓室的功能、墓门的材质及其结构、男性人骨与两个女性人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西高穴大墓得出更为完整、深刻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回答。

三

    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高陵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学术问题的解决应当采取学术讨论的方法，即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参与讨论的各方，可以是专业工作者，可以是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是普通民众。至于结论是否正确，不在于提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时间长短，也不在于这一结论的提出者是谁，而在于是否拥有可靠、充分、科学的证据，在于是否有严谨而完整的“证据链”。

    在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的争论中，人们经常提到“定论”问题。就考古学发现来说，有些问题如果有“铁证”，很快可以有定论；有些问题如果没有“铁证”，则会长期没有定论而争论不止，需要等待新证据的被发现。以汉代诸侯王陵的考古为例：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根据墓中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陵墓，已成定论；1974年发掘的北京大葆台汉墓，关于其墓主人，最初的结论是死于公元前80年的燕刺王刘旦及其夫人，后来的结论是死于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及其夫人，而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是死于公元前3年的广阳思王刘璜及其夫人的观点，至今没有定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关于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是谁，我们期待着得出一个学界都认可的结论，但即使长期争论下去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白云翔（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