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大融合 的重要阶段

    ——略谈邺为古都的时代特点

    □ 刘玉山

    第一，民族大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或因战乱辗转求生，或被胜利者掳掠沦为苦役，或因天灾、疾疫迁徙异地就食，“人多饥乏，更加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晋书·食货志》）。可见，天灾与战争是造成此时民族大迁徙的根本原因。仅西晋怀帝永嘉以来，战乱、死丧、流徙就造成了“中原萧条、千里无人烟”的局面。边塞少数民族趁机频繁移居内地。同时，在战乱、天灾与黑暗统治的重压下，汉族人民也不断四处流徙，仅在西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到晋怀帝永嘉年间20多年的时间里，因战乱、旱灾、蝗灾、疾疫在北方辗转流徙的户口，见诸记载的就近30万户，约占西晋全国总户数（377万户）的1/12，占秦、雍、并、冀、益、宁等州户数（合计约60万户）的1/2。在其后更加动乱的年代里，汉族人民的流亡迁徙更是难以计数。

    从晋永嘉到南朝刘宋王朝这100多年间，中原人民就先后有七次大举南迁。其总数按谭其骧教授的意见，即把《宋书·州郡志》中记载的侨州郡县（东晋等南方政权成立的北来移民原籍地区的地方机构）之户口，作为南渡人口的约数，自永嘉到刘宋间南渡人口就达90万人，此数虽非完全统计，但它已占北方人口总数的1/8，占东晋编户齐民的1/6。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南迁的世家大族竭力吸引北方迁徙来的贫苦人家依附于自己的名下，成为自己的剥削对象而不报户口，“流民多庇大户以为客”。“他们的人数不会比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少”（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这就是说，实际南迁人数还要翻番，即可达到东晋编户齐民数目的1/3，可见中原人民流徙量之大。正是这时大批南迁的中原汉族人民将中原的先进文化与耕作技术带到了江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南北融合，加快了江南资源开发与文化发展，使江南变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中国的经济中心，从此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了”。

    第二，汉族统治者的疆域扩张与招引少数民族迁居中原腹地。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少数民族大都被迫迁居边远山区。直到秦汉时期，边境各族才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起来。特别是西汉时期，由于汉族统治者拓土扩疆，大漠南北与中原成为一统江山，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先后依附于汉族政权，因此北方各少数民族开始南迁，出现了民族大整合的趋势。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统治阶级残酷镇压黄巾起义，致使广大中原人民死亡流散，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不少地区荒芜竟达20年之久。因而魏晋之初，中原统治者采取了招引边境少数民族入塞的政策，以增加劳动人手，扩充兵员，借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强化军事力量。如曹操曾将移居内地的南匈奴分为五部，并选汉人作司马进行监管，使匈奴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他还通过并州刺史梁习在匈奴中“招募兵勇，后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三国志·梁习传》）。又如公元207年，曹操征服乌桓后，将十余万户乌桓人陆续迁入关内，并利用其“侯王大人”率部参加征战，因而曹操军中有不少乌桓族的骑兵。

    第三，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汉化政策。

    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建立政权，随着他们对汉族了解的加深，很快认识到长期过农耕生活的汉族人民所创造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活习俗远远优于他们这些游牧民族，于是便积极采取汉化政策。如在魏孝文帝亲政后，不仅迁都洛阳，还将鲜卑姓改为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六孤氏改为陆氏等，先后改了118个鲜卑姓为汉姓，并禁止穿胡服，一律着汉装，禁止说胡语，一律讲汉语，还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孝文帝亲自带头娶汉族大姓女儿为后，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也莫不采取相似政策。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觉采取汉化政策，由游牧转化为农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加速了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步伐。

    第四，少数民族统治者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措施与政权组建方式。

    少数民族在兴起和争夺中原的过程中，都是以抢掠的方式来取得粮食与物资补给的，但在建立政权后，便很快采取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制度与措施，以求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如北魏孝文帝五岁接位后，由冯太皇太后主政，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又如后赵石勒占领邺城后，在占领区实行编户齐民。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无不注意借鉴汉族统治者的治国经验，这就促使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第五，少数民族统治者任用降服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加入统治机构，以便更直接地借用汉族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来巩固政权。

    如后赵统治者石勒，在转战河北时期，不仅对降服他们的世家大族采取宽容态度，还把当地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并将汉族失意士人张宾奉为谋主，后任大执法，总管朝政。此外汉族世家大族为官者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无不注意重用降服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其统治机构的高层充分发挥作用，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与深化了民族大融合。

    第六，少数民族统治者积极学习，以借鉴汉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如后赵石勒本不识字，却常请人为他读史书，即使在战争的间隙，也常让人为他读《史记》、《汉书》、《国语》、《左传》等书。公元319年石勒称赵王后，还把任播、崔睿任命为“史学祭酒”之官，进一步倡导对历代统治者经验教训的借鉴。值得一提的是“史学”一词即由此而来，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史学”一词竟是石勒首创，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实为一则史学佳话。其他少数民族在学习运用汉文化过程中，也同样将本民族的文化精粹融入了汉文化，充实与丰富了中华文明，可见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认真学习、积极借鉴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整合，显然是民族融合深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第七，少数民族统治者重视以汉族的文化经典培育后代。

    如石勒在取得河北后，便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而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以培育将佐豪右子弟，并设击柝之卫（保卫工作）。除此之外，还下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一人”，负责郡国子弟教育事宜，还规定每年进行三次考试，成绩优异者，郡国可推荐到地方或中央政府破格录用。石勒本人还不断抽时间到学校视察督导，对学习优秀者予以褒奖，激励其立志成材。这些措施，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深化。

    第八，各族劳苦大众同受压迫，联合抗争，结为阶级兄弟。

    在人类发展史上，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但就其性质而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虽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民族矛盾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阶级矛盾始终是最主要、最突出、最普遍、最基本的矛盾。因而各族劳苦大众利益一致，联合斗争，融为一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东晋时期，从后赵开始，胡汉统治阶级就逐渐结为一体，共同压榨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而各族人民在联合反抗汉族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团结起来，民族隔阂逐渐消失，形成了各族的大融合。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六镇起义、葛荣起义等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特别是发生在公元349年3月的梁犊起义，本来是后赵王朝的戍卒起义，但当梁犊被推举为首领后，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增强号召力，便自称东晋大将军，这无疑迎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盼望东晋政权尽快收复中原的心理，因而汉族人民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积极投入到起义之中。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民族融合的加速期，此时南匈奴、羯、氐、羌、鲜卑等部族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里去了。正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吸收了新鲜血液，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斗争融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