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图三

    □秋子
　　
    一、甘肃古代书法概说
　　
    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上古时期(夏代至秦代)的后半叶到中古时期(西汉至明代)的前半叶，即从战国到北宋这长达11个世纪的时间里，甘肃始终扮演着“领舞”的角色，产生过辉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响。
　　
    史前甘肃不仅是华夏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汉字及书法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汉字及书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继河南舞阳龟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彩陶刻划符号，不但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直接标志，而且是“先文字”和
　　
    “书法始祖”的有力佐证，显示了甘肃先民的伟大智慧和文化创造力。
　　
    夏商时期是书法产生、形成的滥觞时期。甘肃尽管未发现有如河南殷墟规模的甲骨卜书，但从庆阳出土的国内所见唯一一件商代玉铭《作册吾玉戈》
　　
    (见图一)和多件商代青铜器铭来看，也证明在甘肃留存有书法产生、形成阶段的多种踪迹。
　　
    两周时期，甘肃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灵台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铭(如《兮甲盘》，见图二)、天水出土的八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辞，到礼县出土的被金石考古学家马衡认为“是印刷术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学界公认“两周时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宣告古隶书体形成并成为新的母体的战国时秦《天水日书简》及《秦公铜鼎》《梁邑布铭》《战国蚁鼻钱铭》等，都充分说明了甘肃书法地位的显赫。
　　
    秦代是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秦代虽然短暂，却是文字统一、书法整合的重要阶段。天水、定西和镇原等地出土的《家马鼎》、诏版、秦权等，其铭文显示的天真烂漫的线条美感和质朴生动的书法特色，说明它们在秦代以至包括先秦时，都可谓最具书法意味的作品。
　　
    甘肃书法在两汉的四百年里，以其绝对优势领先于全国。除十多件古纸墨迹堪称“中国之最”(最早的纸上书法)外，数以万计的“甘肃汉简”所反映的小篆、古隶、分书(汉隶)、草、行、楷以及各种过渡书体，创造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书体演变和形成的无比辉煌成就；经过1800多年至今仍完好保存于成县的
　　
    《西狭颂》摩崖刻石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传唱了永恒的组歌。甘肃的两汉书法“已成为古代书法的海洋”，产生了张芝、赵壹、梁鹄、仇绋、仇靖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批评家。
　　
    从魏晋到宋代这长达700年的中古史期，甘肃进一步创作了中国书法的大戏长剧，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构成无所不有的重大板块。截至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壁书———420年书题于炳灵寺石窟的《崔琳题记》，以及《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
　　
    《王司徒墓志》《新路颂摩崖》《哥舒翰纪功碑》《承天观碑》《王母宫颂碑》《吴挺碑》等存留于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铜器、漆器、砖铭、木刻等，足以说明甘肃书法在这一时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出现了以“章草宗师”索靖为代表的书法家，为甘肃书法乃至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创新作用。安氏家族几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实也说明宋时的书法，尤其刻石书法十分兴盛。
　　
    11世纪后的金元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政权轮番兴居，经济破坏较大，甘肃书法发展亦显迟滞，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态势。虽也产生了像傅慎微、余阙、边武等书法家，但除了像《黑河建桥敕》《赵孟頫书赵世延家庙碑》等一些碑刻、摩崖书迹外，未能出现名显于史的书法作品。很明显，这无疑是文化南迁所造成的。
　　
    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振兴发展，甘肃书法逐渐走出低谷，迎来新的春天，以《肃府本淳化阁帖》的翻刻为标志，复起了可喜势头。天水的《集王羲之书二妙石刻》《赵松雪诗碣》(见图三)，岷县的《文徵明诗碑》(见图四)，庆阳的《黄庭坚云亭宴集诗碑》(见图五)，临洮《记开煤山稿》，以及清代《吴大澂三关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诗刻石题后》和省内各地数以百计的寺、观、祠、塔、楼、桥、墓、坊等重修或记功书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间产生的书法遗迹。此间出现了李梦阳、米万钟、胡缵宗、王了望、朱克敏等书法家，对甘肃书法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