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重要典籍，也是“百家争鸣”高潮中的一部学术巨著。今传《韩非子》五十五篇，基本上是韩非自著。韩非（约前280-前233），《史记》本传说他是韩国的“诸公子”（太子之外的王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为荀卿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出使秦国，被李斯、姚贾谮害，次年下狱而死。

    韩非继承、总结了前辈法家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皇室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韩非子》一书所反映的韩非法家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

    政治观以“法”为中心

    在韩非之前，申不害强调“任术”，商鞅主张“明法”，慎到宣扬“乘势”。韩非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并且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论，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法治思想。他在《定法》篇中指出，“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即商鞅）为法”，都是各执一端，“皆未尽善”，明确主张君主必须“法”与“术”并用。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难三》篇中也强调：“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势》篇中又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此创造性地建立起一个以“法”为中心，有机结合“术”与“势”的政治思想体系。必须指出，韩非所谓“法”，专指“法令”，即“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又叫做“名”，据“名”而行赏罚，就叫“刑”，合称“刑名法术之学”。所谓“术”，是指国君依据“法”来驾驭群臣的手段。所谓“势”，即“权势”，“乘势”也就是掌握政权，这是“法”与“术”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韩非的这种政治主张，强调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因而他的学说传到秦国，秦王极其赞赏，甚至感叹道：“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政治主张被秦王成功地用于统一中国的实践，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

    社会历史观反对复古、主张革新

    先秦诸子大多善于纵论古今，孔、孟好论“三代（夏、商、周）”，老、庄喜讲“远古”，都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是人类社会既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但他们大都贵古贱今，是古非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不同。韩非也讲历史，却继承了前辈法家商鞅等人的思想，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他在《五蠹》篇中明确提出古今有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即倡言不必遵行古制，效法常规，要研究社会实情，制定相应措施。、

    他不仅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反对盲目崇古，主张着眼于现实，立足于当今。指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并且“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因而他嘲笑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皆守株（待兔）之类也”（《五蠹》）。这种反对因循旧制，主张因时而变的思想，体现了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无疑是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不过，韩非仅仅从社会物质财富的变化展开论证，虽较新颖，却不免片面而有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些观点不失为通达古今的卓见。

    文艺观重质轻文、崇实反虚

    韩非的文艺观也集法家文艺观之大成。其基本观点是：重质朴轻文饰，重内容轻形式，重实用轻丽辞，重真实反虚华。这与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主张显然不同，而比较接近于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的观点。韩非认为“美”的事物，无须加以文饰；靠人工文饰之“美”，原本不美。他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

    《韩非子》之文充分体现了韩非的文艺观。其一大特点就是揭露实情，无所掩饰。例如《备内》篇论君主如何防备宫内篡位夺权，指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无论是否有“骨肉之亲”，都“无可信者”。这就无情地撕开了覆盖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丑恶、肮脏的实质揭露无遗。在《八奸》篇中，他专论内奸篡权的危险和手段，指出“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即“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并分别加以论析，认为“凡此八者”，都是导致臣子奸谋成功，世主遭受蒙蔽、挟持而丧失权势的原因，告诫君主“不可不察焉”。对于各种奸谋，也是写得淋漓尽致。

    史载韩非口吃，其为人不善言谈而善著述，窘于人际交往而长于冷静观察现实生活，总结历史经验，贯通古今，深谋远虑。因而他的文章具有高度的总结性、非凡的深刻性和凌厉的攻击性，既细致、透彻，又锋锐、犀利，不同于《论语》的雍容和顺、娓娓而谈，也不同于《孟子》的气势浩然、滔滔雄辩，更不同于《庄子》的汪洋恣肆和纵横家的夸说浮辞。可以说，韩非的思想、气质、性格、为人和他的文章是融为一体的。所谓“文如其人”，未必人人如此，但对韩非来说，确能得到体现。